在清朝中后期，在朝廷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洋务运动，第二件是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行动，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前期的确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效果，但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清朝积弱的问题，在取得一定成果后，统治阶级便开始安于现状，以至于被军事实力被日本赶超，最终在甲午之战时败给日本，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逐渐的有很多人认识到，单单的想要依靠所谓的“富国强兵”来改变现状，似乎不太现实，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真正强国的办法，其中就有了以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为首的改革派，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
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起初，维新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顽固派打“口水仗”。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光绪皇帝忍不住了，在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当然，顽固派和慈禧太后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这段时期，也是晚清政坛最为凶险的一段时期，其中的尔虞我诈就不多累述了。
事情最终定格于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时分，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公元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为什么“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呢？历史上各种猜测都有，但基本都指向光绪皇帝软弱和慈禧太后势力强大，但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是维新派缺乏经验所致。
其实以上说的都没错，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从来就不单一，但是有两点还是要说的，其中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小看慈禧太后，作为一个能执掌晚清江山数十年的女人，慈禧太后可没有表面历史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迂腐、愚昧，要知道，洋务运动之所以能进行三十五年，与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基本都是慈禧太后提拔起来的，李鸿章就不必多说，左宗棠之所以能出兵西北，收复新疆，也是有着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的；有史料记载，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
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其中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皇帝顾问。更甚的是，康有为等策动暗杀慈禧太后，事情败露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来明志。
而且在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清朝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博文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博文，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而伊藤博文还与李提摩太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其中的意思就不必多说了。
但，维新派最令人发指的事情还在后面，据史料记载，在公元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谭嗣同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我嘞个去，而且不单单谭嗣同有这种想法，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而且这两人还不断引诱光绪皇帝去实施这些事情；慈禧太后虽然在历史上名声极为不好，但是却还不到卖疆土的地步，否则也不会有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情了。
这些维新变法人士的行为，极大的挑战了慈禧太后的底线，同时也让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彻底失望。之前光绪皇帝不顾实力上的差距，极力主张对日开战也就罢了，慈禧太后还能忍。但在维新变法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卖疆土的说法和暗杀自己及一大帮文武大臣的说法，这就让慈禧太后实在忍不了了，最终强力反击，维新派瞬间被瓦解，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实力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