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戚家军军歌

戚家军自嘉靖三十八年建军，先后参加抗倭荡寇、大破蒙古精骑、援朝抗倭、决战后金，斩敌首级无数，纵横东亚，令敌人闻风丧胆，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支“常胜军”，被誉为十六、十七世纪东亚最强的军队。

大多数人认为公元1621的浑河之战是戚家军的最后一战，也是戚家军百战的唯一败，一败之后世间再无戚家军！殊不知，在浑河战到最后的浙兵（戚继光侄子戚金率领的浙兵），不过是和戚家军都是来自于浙江地区而已，实际上和戚家军并无什么渊源关系。

由戚继光训练而成的戚家军最后的精英，早已经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冬天被明朝自己消灭了，原因竟然是戚家军3300名将士集体向朝廷讨要欠饷，他们绝没想到合理合法的诉求会被朝廷以“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倡乱”的借口全部诱杀，史称蓟州兵变。

无论是明朝的实录还是清朝修的明史中，无一不对浑河血战中戚金率领的浙兵勇敢大加赞誉，称此一战为“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如果他们听说过自己的浙江前辈们曾经在蓟州兵变石门寨经历的遭遇，那么还会不会如此为明朝拼命呢？很难说，但有人说，如果“戚家军”还在，努尔哈赤的八旗军肯定无法像后来那样横扫辽东。

蓟州兵变屠杀戚家军将士是明廷自毁长城，这件事带来了一连串的负面连锁反应，不知不觉中毁灭了大明江山。

根正苗红戚家军仅存三千

说起戚家军，不得不说这支军队的灵魂人物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写有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等诸多著作。

嘉靖二十五年即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戚继光目睹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以诗言志表明“有心杀贼”的心迹。

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戚继光初到山东备战倭寇时发现明军将骄兵惰、纪律松弛、兵不习战，跟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到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了3000农民并亲自训练他们，这便是早期的“戚家军”。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家军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工，又称义乌兵、浙军，戚家军因为戚继光得名，是明朝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纪律严明，有东亚最先进的装备。

在嘉靖晚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抗倭斗争中，“戚家军”百战百胜，令倭寇闻风丧胆，隆庆（1567-1572年）年间，戚继光又奉命率领“戚家军”镇守北方的边防重镇蓟州镇，多次打败侵入长城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在“南倭北虏”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凭此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常胜将军，“戚家军”也因此青史留名，成为一支“百战常胜雄师！”

戚继光能够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去世1年后）被万历帝清算，戚继光因为与张居正生前关系亲密被御史弹劾，终被万历皇帝贬斥回家，停发俸禄，一代名将和抗倭英雄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死去。

戚继光镇守蓟州镇的时候，将南兵调到蓟镇，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他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籍此来练兵。但这样做，必然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造成南北兵之间的矛盾，戚继光在的时候，还不至于表现得很明显，等戚继光去世以后，裂缝就越来越大。

戚继光离任后，蓟州镇总兵换成了北方人，戚家军处处受到排挤，还成为了欠饷的重灾区。他们曾经多次聚众讨饷，被上司称为“刺儿头”。官员上奏说他们“气愈骄，行愈横，最难束也”、“南兵屡躁乃蓟镇痼疾”，戚家军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明廷决定入朝作战，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爆发，朝鲜之役被征调的北方边军中就包括战斗力强悍的戚家军。

援朝战争中有三名出身浙江的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李必迪，合称南兵三营将。但其中，只有吴惟忠所部和戚继光有直接关系。《明史·王保传》载：“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这里的三协南营兵，正是吴惟忠所部，乃是根正苗红的戚家军无疑。戚继光由于东南抗倭经验，后来掌管蓟镇时也招募了一批南兵。实际上蓟镇南兵巅峰时代曾多达2万，不过吴惟忠所率领的只有3000余人。

一诺千金，却食言成儿戏

入朝作战前夕，时任辽东经略的浙江人宋应昌为鼓舞南军士气，向南军将士作出承诺：“在正常军饷之外，给每名南兵‘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相当于在标准年军饷18两银子之外多了一项丰厚的补助，合计一年能够拿到43两银子。

戚继军本身战力超强，加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戚家军在朝鲜作战十分勇猛，屡建战功。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吴惟忠率领蓟镇3700多南兵参战，表现出色，有目共睹。

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

“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在第二次平壤之战中，戚家军一路猛冲猛打，第一个冲上了平壤城头，立下了头功。但是，军队的统帅李如松，是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战后的军功分配上，明显偏向北军，把原来南军的战功按到北军头上，比如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

不得不说，李如松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领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级当面斥责上级，可想而知南兵的愤怒。

李如松赏罚不明的做法，给明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宋应昌在写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朝鲜宣祖实录》记载：“当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为录功，是以南兵多怨对者……”这一事件导致“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

攻入平壤首功之争不了了之，宋应昌因故被解职召回，他之前承诺的优厚军饷随即出现兑现问题。继任的征东经略以财政困难为由，开始拖欠戚家军的军饷，在当时中枢看来，张居正去世后，朝廷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欠饷是正常情况，士兵们应该适应，而不能适应的戚家军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异类。

明军其他队伍被欠饷，可以在朝鲜的劫掠百姓，在朝鲜亦是如此，明朝自己都承认“朝鲜苦我兵骚扰特甚”。在这样大环境中，戚家军真可谓是一股清流，他们军纪严明，不奸淫掳掠，骆尚志还积极教授朝鲜人武术阵法，所以朝鲜百姓为他们“一路皆立碑颂之”。

在明朝后期，欠饷是普遍现象。北兵对此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中资源供养少量精锐家丁骑兵。但长期在抗倭战争中受到厚赏的浙兵无法理解接受欠饷行为，平壤之战后，又经碧蹄馆之战，明军同日军在朝鲜形成了对峙的局面。随后明朝和日本双方开始了谈判，在朝鲜的明军开始逐步撤回国内。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间，奉命回国的戚家军回到了自己的驻地石门寨。

朝廷朝廷欠饷日久，戚家军兄弟还要养家糊口，生活举步维艰，饥寒交迫的戚家军集合起来向时任蓟州镇总兵王保讨薪，要求按当初朝廷官员宋应昌承诺的双饷标准发放欠饷，并兑现平壤之战中率先登城的赏银。

此时的蓟镇总兵王保是北方人，代表北军的利益，对于戚家军鼓噪讨薪加饷的行为深恶痛绝，于是称其图谋兵变，在演武场上击杀多人，血流遍地。蓟镇兵变的爆发，就是南北矛盾的爆发，在这次兵变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怀怨恨北方军官诱杀，随后扣上个谋反的罪名，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关于这次兵变被杀的戚家军人数不同史料记载也不一样——这场事变，在明朝史料上记载极少，《神宗实录》中只有过寥寥几句：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由于当时尚处于三大征的抗倭援朝时期，朝鲜的史料倒是记载颇多。

《两朝平攘录》：“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朝鲜宣祖实录》：“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

被杀的南军人数，各类记载中人数不一，从数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不过从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可以推断出蛛丝马迹。

蓟镇南兵即吴惟忠部所统的征倭浙兵，出征后有所损失，仍然补满兵员，共计3700多人。到了兵变发生过后的两年，第二次抗倭援朝开始，兵部仍然调派吴惟忠统领南兵入朝抗战，但这时南兵的数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减员将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凑足人数。如果对照这个数字来推算，在兵变中被杀的南军人数应当在1700-2000人之间。

但无可争议的是：南兵将士们（主要是戚家军）半年前刚刚为国家远征归来，在异国土地上扬名立万，在战争中奋勇当先。可是，这些军人，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国家就是这么对待功臣的？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

刀下皆冤魂，江山谁来保

总体上，以戚继光旧部浙兵为主体的援朝浙兵，数量不多，战斗力较强，但与北兵甚至川军都有很大的隔阂，这也为他们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明朝南北之争，并不局限于军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张居正、戚继光去世后，继任者多是北方人，支持南兵的宋应昌被罢官后，南兵更加势单力孤，无人为他们说话，他承诺的厚赏，更是无法兑现。当时的蓟镇总兵王保是北方人，更不会把南方人宋应昌的允诺当回事。

我个人认为：蓟州兵变是南北矛盾的爆发，缺乏支持的南兵北方军官扣上个谋反的罪名诱杀，这就是残酷的事实真相。

蓟州兵变导致戚家军被屠杀之后，浙兵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为之心寒，不再愿意为朝廷死战。在援朝战争第二阶段——庆长之役中，浙兵战斗力却下降很快，在蔚山之战中发生了“吴惟忠军虚惊撤走”的境况。后来吴惟忠到浙江募兵补充，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

蓟镇兵变的主谋王保不但没有遭受惩罚，反而加官进爵，王保随后替代董一元镇守辽东，卒于任上，死后赠左都督。

蓟州兵变的恶性影响是长远的。短期来看，浙兵的素质和作战意志下降，后来的南原、蔚山两次败绩，都是在城邑攻防战中缺乏能够死战的步兵力量的结果。长期来看，明军家丁化的局面由此越发严重，戚继光军事改革的成果迅速削弱。明末对农民军和后金军作战的一系列不利局面，或许都能或多或少地联系到数十年前的蓟州兵变。

蓟镇之变后，戚继光花费十六年，苦心构筑的防线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后，皇太极指挥清军长驱直入，大明的北边各重镇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它们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边墙。

这样的大明不亡，天理难容。蓟镇之变之后再过49年，明朝灭亡。

千里之穴溃于蚁穴，明廷上下如果能从蓟镇之变得到警示，认真反思就会发现：身为九边重镇之首的蓟镇出了这样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这样继续下去，大明帝国很危险！

但上至君王，下至文武百官，都选择性忽略了。明朝军事无论是明初的军户制还是中后期的募兵制，都需要强大的财政保障才能正常运行，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十年间，国库得以充实，不过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没有恢复。他们不但没有反思和及时革除弊端，却忙着党争、防务松弛下还不断差“饿兵”，最后，大明终于亡于“饿兵”手里。

结语

《两朝平攘录》记载，事变之后，“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曾经是明廷优质兵源地的浙西地区再无法为朝廷输出死战之士，人心失去，朝廷渐成孤家寡人，20年后，被人称为“戚家军最后消亡”的浑河血战成了帝国的绝地悲歌，自此，浙兵、戚家军、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鸳鸯阵、狼筅等等一切，全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