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1864年夏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的湘军攻下天京。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大喜。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国库亏空，财政吃紧，连军饷都发不出，实在指望攻下天京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宝来救燃眉之急。然而，大约一个月后，曾国藩的奏报让同治皇帝大失所望。
“太平天国时期，奉行 ‘圣库’制度，这个圣库就相当于国库。
“圣库”制度要求民众不得私藏财物，而应上缴“天朝圣库”，进行统一分配。为了这个制度的贯彻执行，太平天国还立下了严格的法律。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是藏银超过5两的，就会治罪，甚至处以死刑。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更是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圣库”制度。作为供给全城居民和军队的“圣库”，其财物之多，可想而知。至于圣库内到底有多少财物，可以从奸细张继庚给清军统帅的信件中看出一二。
“张继庚是江宁人，和当时许多正统的读书人一样，他对太平天国怀有极端的仇恨。”
张继庚在道光年间考中进士，他表面归顺太平天国，实际上却想策反太平军，里应外合，帮助城外的清军攻破天京。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用“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的话语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东王杨秀清及时发现了他的举动，迅速平息哗变。
在潜伏的几个月时间里，张继庚先后给清军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写了七封信，张继庚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里，一共是1800余万两白银，几个月后，就只有800多万两了。张继庚建议向荣，一旦清军进入城内，应该立刻派人封住圣库，防止钱财流失。
圣库的地点就在水西门的灯笼巷。圣库虽然确实存在，但实际上，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1864年天京沦陷后，忠王李秀成被清兵捉住，他在牢里亲笔写下的供词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人们的首饰。
实际上，所谓的圣库，在太平天国后期，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了。它先是做了英王陈玉成的王府，湘军打下天京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还曾住到灯笼巷的原英王府内。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就谈到，洪秀全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都是横征暴敛，“穷刑峻法”搜刮钱财。这些搜刮来的钱财，都被他们用来奢侈享乐。
洪秀全本人在定都天京后，动用了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在原来两江总督衙署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豪华的天王府，建成后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其他各王也在天京城内大修王府，相互攀比、尽情享乐。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各首领，纷纷搞祝寿活动。例如，定都天京后，东王杨秀清特地通令朝内军中各级官员，在天王万寿之期“多备奇珍异宝”，为天王祝寿。又如甲寅四年九月，洪秀全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东王杨秀清命令前线将领：“仰尔国宗暨各佐将转谕各统下官员人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
太平天国王侯将领们的生活有多奢华。”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实际掌权人，基本上可以断定，洪秀全聚敛的财富是最巨大的。”
洪秀全死后，幼天王洪天贵福匆匆即位，刚坐上“龙椅”，清军就攻下了天京。幼天王一路逃到了堵王黄文金镇守的湖州。所以曾经有人怀疑，太平天国遗留下来的巨大财富，有相当一部分可能被幼天王带到了湖州。李秀成护送幼天王一行假扮清军才得以混出城去。幼天王只顾匆忙逃命，连自己的两个亲弟弟都无法带出，根本不可能带有大量财宝。
幼天王被清军俘虏后，写下亲笔供状。“从供状中看，这个幼天王是个彻底的软蛋，毫无骨气。“为了求生，他不仅供出了自己所了解的太平天国的所有情况，还对清廷大肆谄媚。”他唯一提到的和钱财有关的事情却是他在逃亡路上弄丢了象征权利的玉玺，临时刻了一个木玺代替。
洪秀全的天王府遗址位于现在的长江路292号“总统府”内。从曾国藩到民国政府，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总有不死心的人在南京城一些“可疑”之地不遗余力地挖掘太平天国遗留的珍宝。
“太平天国的王爷们都有藏宝嫌疑，李秀成独自一人出逃，随身就带了各种宝贝，被老百姓哄抢。而当时的洪秀全，更有藏宝嫌疑。”
其中大部分宝藏是被太平天国自己“败”掉的。就洪秀全本人而言，他生活极度奢侈。等到湘军攻入南京城，“天国”银子其实已经所剩无几，又被他们弄走了其中的大部分，曾国荃以“病重”为借口，回湖南老家“休养”，回去的时候随行船只达到上百只，这船上肯定也有“天国遗留”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