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袍加身之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没有忘记他的苦出身。十七岁时，还被人叫着朱重八的他便失去了父母和兄长，过着乞讨为生的叫花子生活。正是这样“接地气”的经历，使他对贫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朱元璋深知，曾经叱咤天下的前朝大元，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因此，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廉政建设。
明初，朱元璋用重刑反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亦显罕见。
戴着枷锁的王朝
明初的官场，充分贯彻了“治乱世，用重刑”这个基本原则。对于犯下贪污罪行的官员，朱元璋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特别将有关赃罪条文单独列出，并且明确规定，官员受赃数目达到八十贯（一贯相当于银一两），就要处以绞刑。他还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开列了一些从重惩治贪污官员的典型案例，让大小官员以此为戒。
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监察体制对约束官吏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中央，有都察院负责纠劾“坏官纪者”，还有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以稽查百官之失。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使司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又派出巡按御史考察府州县官。此外，国家还赋予地方士民直接进京陈事或将危害地方的贪官污吏拿送至京师的权利，并规定地方不许阻拦。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朝在开国年间吏治较为整肃廉明。然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步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人们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开始追求现实的享乐，并向往奢侈安逸的生活，整个社会攀比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与此相应，官场中的风气也每况愈下。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送礼行贿，公然进行。在平时，官员特别是京官，盛行将叶子金夹在书册中贿送，美其名曰“书帖”、“书帕”，往往于相见揖让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人称“世风日偷，如江河日下，不可止矣”。另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官员的俸禄标准较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禄只有1044石，正七品知县的年俸禄只有90石，为官员贪婪腐化提供了借口。
渐渐地，朱元璋悲哀地发现，他一向推崇的酷吏重刑法宝不再有效，血雨腥风中，十五万颗贪官的人头落地，却依然挡不住他的官员“前腐后继”。杀到后来，京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下班回家，庆幸又多活了一天。最盛时，官员戴枷坐堂，面刺金印，堂外剥皮楦草，前任贪官的皮囊在风中摇曳。
这样戴着枷锁的王朝岂能长久？郁闷的朱元璋，瓦刀脸上挂满了问号。
出淤泥而不染
到了明中后期，官场已彻底成为贪污的渊薮，腐败的巢穴。此外，由于法网日弛、监察失效、考课舞弊等原因，使得明初严密的监察体系逐渐失去了效果，贪污腐化的趋势愈发不可逆转。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富有朝气、蓬勃向上的壮年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保持着一身清廉之气，希望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拯大厦之将倾。
路迎就是这样一位清官。路迎是山东汶上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他在湖广襄阳知府任上，严格约束衙门中的胥吏，并坚决打击地方上对小民作威作福的豪强，治绩为当时人所称道。后来，路迎又先后出任松江知府和淮安知府。淮安地处南北要冲，南北往来官员的接待费用以及运输北上物资所需的各项杂费，都向当地的民众摊派，而这些款项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衙门书役以及驿站官员的腰包。小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路迎裁革各项浮费，节省了许多有名无实的开支，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淮安人民感恩功德，专门建立祠堂为他祈福。
由于治绩突出，路迎被升为浙江按察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路迎到嘉兴府视察，知府照例向他馈送银两。路迎不但将馈赠原封不动地退回，还在嘉兴知府的礼单后写道：“此物奚从来，奈何污我？”该知府随后也因为考绩为“不谨”而被罢免。同年，路迎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边境重镇宣府。当地军士骄横，往往虚列名籍，冒领、侵吞边镇钱粮。路迎仔细核对军士名单，严厉打击将领克扣士兵钱粮以及冒领、贪污军饷的行为，不到两年的时间，边政肃清。
最有名的清官
要论明代的清官，最有名的当然是海瑞。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他幼年生活困苦，深悉民间疾苦。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海瑞只吃粗米，且命老仆在官署空地自种蔬菜以供日常食用，为母亲过寿，他特意买了两斤肉，以至成为传遍街头巷尾的“重大新闻”。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特意派巡按御史查察当时赋闲在家的海瑞，御史只见粗茶淡饭，居舍萧然，不由得叹息而去。
海瑞驭下甚严。他严令下属不许以任何形式贪污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就曾立下规矩，如果有人用钱物到衙门打点关节，无论数额多少，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被处以枷号两个月的处罚。超标招待过境的官员和使节是当时危害甚大的一种行贿方式，海瑞则力图整治这一风气。还在他担任淳安知县时，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出巡，此人表面上要求地方一切从简，其实所到之地，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即将经过淳安时，海瑞特地上一禀帖说：“传闻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懋卿见到禀帖，一笑置之，最终绕道而过。
他还将嘉靖朝以后官场贪污盛行、民生凋敝归因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为此他上疏恳请万历皇帝恢复太祖时枉法八十贯论绞的祖制，甚至认为应该对贪赃枉法之徒重新使用剥皮楦草（明初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的酷刑。
海瑞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贪污、奢侈盛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为忌惮海瑞的威严，当地有贪腐劣迹的属吏大多自行辞职离开。在当地监督织造的中官甚至因为海瑞的到来而减少了自己出行时的仆从，平时生活讲究排场奢华的豪强将朱红大门临时涂成黑色。
最为人称道的是海瑞卒于官署后，遗物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靠朋友们凑钱才为他入殓发丧。目睹这一切的时人朱良感慨道：“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明史·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传颂的地方官代表，他就是句容县知县徐九思。
徐知县是江西贵溪人，虽官位不高，但刚正廉洁，爱民如子。在徐九思刚出任应天府句容县知县时，有一个狡猾的县吏，拿一份空白文书来偷盖县印，徐九思发现后，要依法对其予以重惩，衙门里的众官员为其求情，但他秉公执法，不为所动。从此，句容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徐九思到句容不久，同僚及当地百姓就逐渐了解到他的“爱民三字经”，即“勤、俭、忍”。“勤”，就是勤于公务，为避免县吏在征税催赋、佥派徭役时营私舞弊，徐九思先是了解乡民的贫富状况，然后再依据实情分配徭役，平衡赋税的轻重，查实豪强隐占的赋额，不再转嫁到贫困户头上。
“俭”，就是节俭裕民。徐九思要求自己“不嗜肉，惟啖菜，佐脱粟”，他在县衙的园圃里种上蔬菜瓜果，饲养了家禽，还把园中的水池改建为鱼池。园中的收获不仅改善了县吏的生活，而且节省了县衙的招待费。目睹当时贪腐盛行、奢靡成风的情形，食不甘味的他苦思冥想，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创意——命人在县署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居中题词：“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两边配上一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以此自勉也警示他人。这块被称作“菜铭碑”的石屏与立于衙署大堂前的戒石碑，赫然成为句容县衙独特的风景线。
“忍”，就是忍让不争。徐九思告诫自己安于清贫，不争名利，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忍是有原则的，他对自身的名利可以“忍而不争”，对于百姓的利益，则丝毫不忍不让。句容曾遭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按照旧例，应当将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缴。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受难的灾民早已无钱，平价之粮对于他们犹如市价，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却乘机抢购囤积。为此他向上官据理力争，并根据实际情形进行改革，将拨下的救济粮，一小部分以市价出售，以归还官仓；其余大部分粮食，他亲自监督，在县衙前施粥，救助饥民，使有钱者无空子可钻，无钱者却能真正受惠。
荣膺“三字经知县”称号的徐九思，在句容知县任上整整九年。离任时，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前来与他道别，致使其行程延迟了一个多月。全县民众自发为他建立生祠，将他当作神灵来供奉崇祀。“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这幅对联也流传至今，成为清正廉洁的格言。
大明历经276年，不乏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受时代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其时政治腐化、吏治败坏的大局，然而，他们与腐化风气相抗衡的铮铮傲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警醒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法令制度发挥效用的空间相比于今天要大大压缩，而且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受制于皇帝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这样，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就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的好坏。因此，清官们在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为百姓谋利方面功不可没，仅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来评价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清官绝不仅仅意味着不贪污、不爱钱，这只能称为廉吏。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谋求百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是官员的基本职责。那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在自身奉公守法、安贫乐道的同时，更为人看重的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