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1973)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特立独行的人，一个颇有建树的哲学家、政论家，是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任燕京大学教授，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是民盟创始人、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斡旋人之一，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60位代表之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就是孔子。因为他被后人所推崇，所以是被后人所利用。亦可以说自孔子死后，凡是推崇孔子的都是要利用孔子的。利用孔子的人们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被人发现，只是一概写在孔子的账上。于是利用孔子的人愈推崇孔子，而旁的人便愈痛恨孔子。所以我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埋没了真相的人。因为推崇他的未必真知他；而痛恨他的亦是误解他。直到今天还在这里闹这个甲骂乙捧的争执，我实在不能不替孔子呼冤了。
至于孔子本身的思想，我们苟细加研究，便知道是不容易利用的。所以汉儒讲章句；宋儒把佛理引进去；清儒讲考据；这都足以证明对于孔子本身的道理只好避而不讲。据我看来，孔子的真正主张只是一个政治理论。他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并所以达到这个境界的步骤。似乎他主张以自己为出发点。人人都从自己出发。好像一个石子投于湖面上。先是一个小圈儿，后来变为一个大圈儿，再后更发为一个较大的圈儿，一个一个的圈儿连续扩大，但都是从一个中心点推广出来的。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这些一层一层的圈儿。
治国虽在齐家之次却亦是由正心而出发的。所以治国平天下与正心诚意修身直是一件事，不过范围逐渐扩张罢了。就反面来说，可以说断没有不修身而能齐家的；断没有不诚意而能治国的；断没有不正心而能平天下的。梁任公先生名此为德治主义。《论语》上有“为政以德”等语可以参证。不过德还是个人所私有的，不能即成为社会秩序。于是孔子于此便又主张礼。礼是用以培养德的。礼是公同的。梁任公先生又名此为礼治主义。凡梁先生所讲，我不愿重述。我愿只补足一句：就是这种礼治主义与德治主义既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却亦决不是东方的专制政治。可以说，孔子的思想近于乌托邦，在实际上并未实现过。孔子的最大缺点是在于他不讲政治制度而只讲政治精神。他的德治主义与礼治主义，由我们看来，似乎在君主政体上也可以实行，在民主政体上也可以实行。
他大概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只反对君主的暴政，而不反对君主制度。后世所以能利用他，大概亦就是因为他不讲制度。
须知制度是固定的，精神便没有制度那样显而易见。所以卢梭的民约论不容易为人利用。而孔子则容易被人利用。这亦是东方与西方在思想上态度不同的缘故。
我以为西方思想总是讲办法用办法以表现宗旨。而东方却总是觉得办法无不可，只须宗旨不错。我对于这一点固然承认是与东方的人性有关，然而却以为在古代未必如此极端，孔子很注重于学。他以学教人。不过他所教授的弟子的学其内容是甚么，现已无法详知。相传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是以这样六艺为学，则可见当时确是学与术并重。
汉儒改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于是性质乃偏于一方面去了。我以为这个关系很大。就是孔子的德治主义在精神上是对的，而问题乃在于如何实现。换言之，即以修身为本，这是不错的；不过修身以后要齐家，则必有齐家之法；要治国必有治国之术。所以修养是一方面，而方法(即治术)又是一方面。决不能以其一而代替其他。孔子的大失败就在于缺少后一方面。而于疑心这个失败不在孔子自身，而在于传孔子道理的门徒。
修养是对自己的，而办法是对事物的。二者不可偏废。譬如一个人看见其父母生病，其心中虽焦急，却自己不懂医，不能治。可见治病必须靠术。但医生而无道德，专门骗钱，亦是不行的。东方人把居心看得太轻，以致于引起现在的一个反动。近二三十年来差不多讲维新无不是讲办法。这乃是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来的一个大变化。但我以为这些年中国变来变去未见进步亦正是由于只讲方法而忘了必要的另一方面。
现在我们且谈一谈中西文化的异同。东西双方的思想同发源于古代，而二者思想却不相同。西方思想的根源，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其后发展起来，便成为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宗教。而我们中国却只有一个人生哲学，把政治经济法律等都浑然包括在内。换言之，那只有一个做人问题。就是以自己这个人为中心，既不像西方的宗教，以上帝为主，自己是上帝的所属，亦不像西方的科学，以物界为主，把自己认为自然界之一分子。孔子不然，他既不拿自然法来套在人的头上，又不以神来吸取人的将依。所以这样东方思想确是在人类中放一异彩，开一新方面。在思想方面，我们决不能说只有古今而无中外。
倘若论中外思想的优劣比较，我以为中国近来一切祸患未尝不是由于太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了。这二三十年来，欧化东渐，人们往往只看见他人的长处，同时又只看见自己的短处。我在以前向来主张中国宜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但近来细看实际情形，乃恍然知道一个民族所以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必定其自身具有很强的消化力。这便和吃东西一样。倘使一个人胃力很弱，你只劝他多吃，仍是不中用的。以前我们主张竭力输入西方文化便是忘了自己的消化能力。现在广东方面还有人主张甚么全盘西化论。要把西方文化整个儿输进来。我以为论者于此恐怕有些误会。须知今天的问题不是中西文化好坏比较的问题，乃是中国如何以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亦就是一个人吃了东西如何消化的问题。你只劝他多吃是不相干的，因为吃了未必能消化，而反会生病。所以我以为一个民族若自己没有对于外族文化侵入的反应力，断乎不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其结果不外为外族所征服而已。须知所谓吸取西方文化乃是中国人以西方的文明而立国。倘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纵使人民都欧化了，这亦不得称为吸取西方文化。可见欧化不难，欧化而一如欧人之卓然立于世界则大难而特难了。我敢告全盘西化论者：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乃是能不能的问题。以一个民族尽弃其固有文化而完全采取他族文化，在历史上虽不是没有，然而亦决不能像要怎样就怎样的那么容易。
因此我主张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所谓主体即指重心在内而言。倘使重心在外便不知有我。于是不仅在个人为失了自主性，且在一个民族，亦是失了自主性。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两种不同的文化的接触有各种式样。有的是吸收了他族文化而自己更发扬起来。有的却是从此征服了下去，不能自振。前者可名之曰吸收；后者只是征服罢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必须要恢复中国人对于西洋文化的反应力。倘失了自主性，便没有反应力。其结果只是西方文化的注入而已。注入不已，便走入征服一途。乃求得前者而反得着后者了。这就好像吃东西必须先有健全的胃口。倘使胃无消化力，则吃下去的亦必无用处。
于是可以谈到民族复兴的途径了。要不外乎在一方面从做人下手，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而他方面依然须尽量采纳西方文化。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造成民族性。张君劢先生从历史上举出中国和泰西各国不同的所在。中国有固有的文化，便是有其民族性。无奈中国人现在不相信其文化。所以中国的民族性是由有而到于无。泰西各国不然。他们以民族的国家为最高，把所有教育文化风俗都染上这个色彩。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是由无而到有。换言之，即民族国家主义的产物。中国以后要竞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当然除了走上民族国家主义这一条路是别无办法的。但须知凡民族国家主义无不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中国的固有文化既不能和西方文化媲美，则如何能唤起其人民对于旧文化的爱护心呢?所以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性是未受过民族国家主义陶冶的；而西方各国的民族性却是经过这种陶冶而出的。二者的区别在此。
我们必须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标准来估量一切。当然要属望于新学有根本的了。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对于中国文化从有价值的方面去看。像现在一班流行的态度，认中国的东西件件都不如人，这是不行的。关于这一点，张君劢先生曾把中西思想的异同列举出来过。好像他以为中国总是偏于对自己；外国总是偏于对物。张君劢先生主张给科学以相当范围，同时承认人生问题不在科学以内。他的思想可以说始终是想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创出一个新理学，(我以为可以说是新儒家)同时又从西方文化中尽量吸取其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我个人论，我对于这样态度在大体上是赞成的。不过所引为忧虑的就在于迄至今天为止还很少有人真向着这个方向去走。其所以如此的缘故乃在于中国思想既是对自己的，则从事于此的人自必须躬行实践。现在人们把学问总当作纸片上的工夫。所以论孔子的文章愈多，而孔子的真义愈失。如此尊孔，我亦反对尊孔。我以为今后孔子要在现代的中国发生一些效用，必须把孔子贯入人们的血管里才行。倘只是腾在口头，则孔子依然是个死东西。所以尊孔不能使孔子复活。惟有体会孔子的精神，口头虽不提孔子而血管中充满了孔子，方可算用孔子来复兴民族。不然。孔子早已死了，不但不能复活，并且近于无聊。所以今后的关键只在于四万万人中究竟能有几个是真把孔子贯入血轮中去的。倘这样的人多起来了，我敢说中国的民族复兴必定有望。否则全是空谈。这便是我和时流意见不同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