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两个地方不能乱去，一个叫“铁板新村”，一个叫“提篮桥”，前者在上海话里是“火葬场”的意思，而后者，虽然提篮桥地区又不是只有一个监狱，但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了上海人口中，“进庙”、“上山”（上海话“蹲监狱”的意思）的代名词。
先来说说提篮桥的来历。
（解放初期的提篮桥地区）
清朝嘉庆年间，本地居民在下海庙附近的下海浦上，兴建了一座宽六尺、长三丈的桥，名为“提篮桥”，该地区也因此得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该处被划入上海美租界，由于区内有香火鼎盛的下海庙和通往浦东的轮渡，逐渐成为苏州河以北的主要集市之一。
190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提篮桥地区的华德路（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保定路之间的地块，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工部局监狱。由于它位于“华德路”（现在的长阳路），也被称为“华德路监狱”，俗称为“提篮桥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新式监狱，因地处租界，在报章亦被称为“西牢”。在之后的110年里，提篮桥监狱在不同的语境里，被称为“毁灭之城”、“远东第一监狱”。
最初监狱的主要建筑，包括两幢4层的监楼，囚室480间，以及炊场、办公楼、医务所等。1916年起，先后向北、向东扩建，1930年代初又拆除部分初建时的建筑，开展重建，到1935年基本定型。现存建筑物均为1917年至1935年间建造。
监狱周围设有5米多高的围墙，监狱内除了普通监室外，还设有“橡皮监”（防暴监房）、“风波亭”（禁闭室）、“室内刑场”（绞刑房）、室外刑场等等特种设施。同时，监狱参考了美国监狱的布局建造囚室，将传统木门换成了铁栅栏。
两排囚室，每一个都是鸽子笼般大小，背靠背，三面是墙，一面是镂空的铁栅栏。逃是肯定逃不出去的。锁具还是英国霍勃·哈脱公司制造的，锁有三档锁舌，钥匙有十几厘米长——最特别的一点，锁是精钢的，从监狱启用到现在，从没换过，一直用到现在。掉在地上铮铮作响，声音很清脆。
1933年，提篮桥监狱进行了一次重大扩建，扩建后的监狱有一幢“十”字状监楼专门关男性外国犯人，另有一幢“一”字形楼专门关外国女犯。“西人监”和关押华籍犯人的地方隔开，采光和通风也较好，里面还有一段给犯人送水送饭的小铁轨。
“西人监”相对于华人监狱，伙食要好很多。平时，外籍犯人有面包、茶、蔬菜、汤甚至牛排供应，口味甚至会考虑犯人的喜好。在工部局档案里有一份1935年6 月，招商投标承办华德路监狱外籍囚犯所需食品目录：椰菜、洋葱、马铃薯、俄国咸鱼、牛肉、大麦、麻油、鲜果、青果、橘子等。
为什么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呢？除了监狱规模宏大、建筑优良，且收押犯人数量多，最多时达到8000多人，高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及日本的巢鸭监狱，故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鉴于提篮桥监狱在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上的重要性，在1997年8月份，提篮桥监狱被市政府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提篮桥也被形容为“中国的海牙”。
从1945年12月起，位于提篮桥监狱内的上海战犯拘留所陆续关押日本战犯。不少日本战犯从国外及国内陆续移押过来，像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0多人和第13军军团长泽田茂中将是从东京押抵狱中，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等人是从台湾押过来，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等人是从汉口押送过来。
到1947年初，提篮桥共关押了180余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有的战犯就在狱中自杀或病亡了，比如安藤利吉在1946年4月19日夜里，吞服了秘藏在衣缝中的剧毒自杀，自杀前还给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写了一封信。
至于在中国境内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则要分两部分。一是1946年初，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组建的美军军事法庭，地点就设在提篮桥监狱。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18名日本战犯，审判过程向全球广播。经过几次庭审，2月28日法庭对18名日本战犯作出宣判，判处镝木正隆等5人死刑，除一人无罪释放外，其余从1年半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除了这一批外，此后又对29名日本战犯进行过多次审判。
二是国民政府也设立了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起，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上海、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这10个城市中，审判最早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在1946年4月。上海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设在虹口江湾路1号。而美军军事法庭则于1946年1月24日在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所以说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内共审判了8批47名日本战犯，5人在提篮桥执行了绞刑，当年的绞刑房完好如初，目前是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亮点之一。
国民政府的军事法庭在上海审判了116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14人（其中1人后改判为10年），有11人是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枪决的。另外由于广州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就被撤销，还有3名日本战犯从广州移送到提篮桥执行。总之，提篮桥共执行了19名日本战犯死刑，其中处绞刑5人，枪决14人。
附近的老上海还记得，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在逃离上海前，曾在这里大开杀戒，只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送进监狱的前门，一口一口的白皮棺材，从监狱的后门抬出来运走。
当年的那片刑场，如今已经被改为“新岸礼堂”，礼堂位置靠近监狱后门，是专门接待囚犯亲属的地方，门口常常排满等待探视的人。杨树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王孝和，也是在提篮桥监狱就义的。
据住在附近的老上海回忆，那天，王孝和的母亲与夫人，还在监狱的后门等候，等到那白皮棺材抬出来的时候，木板缝里的血水，还在往外流淌。据说，那白皮棺材还是“普善山庄”的老板捐助的。“乐安里”和刑场就隔着一道竹篱笆，当年还有不少胆子大的，偷偷往里张望。
据老上海回忆，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每到中午就会响起哨子声，然后就响起密集的“像放鞭炮”一样的声音。这时，大人们通常赶紧把附近的小孩叫回到家，自己也加快了脚步，因为这“鞭炮声”，其实是监狱的室外刑场在行刑的枪声。
这些故事听听就令人惊悚不已，只是百年之后，历史大戏归于平淡，当年的“演员们”早已纷纷离场。而在提篮桥监狱建成之后，上海的百姓对于这座“西牢”的第一反应也是惊恐。
当然，这也和媒体宣传有关。
从1901年到1906年，《申报》就没说过西牢什么好话，经常撰文细数西牢种种弊端：洗冷水澡，被其害者无不受病；坐卧皆席地，犯人多患足肿；吃得不符合华人习惯；不能入内探视；语言不通，“情意隔膜”。1904年10月还报道称，“关在公共租界牢房里的罪犯，每人每餐只给一碗饭和一些水。食不得饱，以致死亡人犯时有增加。”
在提篮桥监狱的整个历史中，没有任何犯人越狱成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29年4月9日，59名死刑犯等候处决已经两年，趁看守进囚室提押犯人去洗澡的空当，夺了看守的枪，企图越狱。结果，四名印籍看守死亡，一名英籍看守受伤，开枪的死囚自杀。这次事件之后，巡查的看守人员都一律不准把枪带入监舍，必要时只准带警棍。
还有一次是在 1948 年，轰动上海的“金砖大盗”、绰号“大头”的陈元盛，与同监室的三人在监狱医院向男护士借来钢锯锯条，把窗口铁栏杆锯断，用医用胶布粘好，外涂墨汁。在 1948年8月24日，偷偷逃跑，陈元盛直到8月30日才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被抓获。
根据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成为了1943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然而，到了7月，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座监狱又传出，即将关闭的消息。
作为提篮桥监狱改造规划小组成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者阮仪三向媒体介绍说：“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坊间关于提篮桥监狱要建成“监狱博物馆”、“创意设计园区”、“首饰展览馆”、“创意酒店”的猜测很多，但官方对未来监狱的走向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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