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上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公元前1111年周成王迁都时所铸造的一个青铜器，是一个实物见证，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可以说，上古所谓之“中国”，即指后世的“中原”。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民国，当时合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个大族为一家，定名为中华，全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其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话说，晚清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在闭关锁国等错误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已成为落后世界的弱国。甲午战争的炮火声，终于让满清统治者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危亡之秋。1871年，中日就《中日修好条规》的内容进行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例如：日本方面的使团坚称，应该禁止清政府在条约中以“中国”自居，既然不准清政府自诩“中国”。
那么，日本人想让清政府以什么来自称呢？
日本代表团认为，“中国”这个概念，是中原王朝对边疆荒服而言的，对于中原正统来说，清政府本来就是边疆荒服，所以没有资格以“中国”自居，应以“大清国”自称。
中国代表则认为，清廷雄踞中原，自然属于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历代中原统治者都自诩中国，从未有过例外。与其他国家拟定条约的时候，在条约首部可以写作大清国，但在内容中自称中国并无不可，此前也没有出现过改国家称号的例子。
显然，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实属无理取闹。对于条约的内容来说，将“中国”改为“大清国”，意义是一致的。况且在此之前，从未因中原王朝自称“中国”而闹出过外交事件。
所谓政治，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在替王朝收拾烂摊子这方面，李鸿章可谓相当有经验。先前派去的使者，在这件事上无法与日本使团达成共识，以至于和约签订的时间被一推再推。李鸿章亲自出马，与日本全权钦差大臣伊达宗城作出约定。在汉文和约的内容中，一切照旧。在日文和约的内容中，则使用大日本和大清的称呼。
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列强做出的妥协着实不少，如今在国书上的称呼之争，令李鸿章身心俱疲。他已没有精力再与日本人纠缠下去了，干脆任由日本人修改和文条约的称呼，只要不去改汉文和约中的称呼即可。反正，日本字中国人看不懂，眼不见心不烦。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与李鸿章约定过后，日本竟单方面毁约了。
中方代表发现，日本代表团在誊正和约时，日本人手里拿着的汉文本里，仍想当然地使用了“大清”的称呼，并未将清政府称作“中国”。中国代表自然不肯，坚持要向日本讨个说法。日本何其狡猾？见无法糊弄过关，干脆说汉文国书中的“大清”是和文的翻译，“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此时的中国已损失惨重，在称呼上继续较真也没有必要了。
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李鸿章再次妥协，并没有继续与日本人理论下去。
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是战胜国。既是如此，为何日本还要如此重视“中国”这一称谓呢？实际上，被国人视作敌寇的日本人，向来把自己当成是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
对于他们来说，满清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是沦陷于少数民族的修正主义者。所以，当时的日本人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中国的传人，并不认同满清就是中国。
日本人的此等观念，放到现在肯定会招致网友的谩骂。这种思维完全出自日本“尊王攘夷”的价值观，而且是有据可考的。
早年，元朝曾先后两次对日本发起东征，期间因为“神风”的缘故，元军没能征服日本岛。在关键的中日战争“弘安之役”中，更有几万名元军倒灶日军的俘虏。当时，日本当局对这些俘虏的处置方式比较有意思。日本人将元军中的南宋降军鉴别出来，将他们当成唐人，予以宽恕。除此之外，所有带有“靼虏”血统的元兵，全部遭到屠杀，一个不留。
在长久的历史中，日本素来将“唐人”视作天朝上国的子民，给予这类人足够的礼遇。但此次事件，让日本人对“唐人”的态度产生变化，“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到了后来更是频频向曾经的天朝上国发动侵略和掠夺。日本人自然瞧不起蒙古这群“夷人”，但也同样瞧不起攘夷失败的“唐人”。随着南宋灭亡且复国无望，日本人认为唯有四岛上的大和民族完美继承了中华文明。至于蒙元及后来的满清都只是修正主义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更不算正统中国。
由此可见，“崖山以后无中国”这类的思想，在日本的流传度还是比较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