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先生在《论圆圆曲》一文里说，外戚周奎想讨好崇祯，派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为崇祯找美女，发现名妓陈圆圆色艺俱佳，于是献给崇祯。没想到崇祯早闻陈圆圆之名，说她是“易新衣者”，不喜。按照现在的说法，“易新衣者”其实就是指“公共厕所”。典故出自《晋书·王敦传》，内云：“石崇以奢系于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
应该说，崇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瞧不起太监情有可原，瞧不起文臣也说得过去，毕竟明朝的太监和读书人喜欢拉帮结伙搞内讧，且太监里坏人不少，读书人里软蛋太多。只是，在赵炎看来，他瞧不起妓女，就有些睡不着觉怪床歪了，个人喜好不能代表整个群体。明末的妓女阶层，从整体来看，比太监懂得忠君爱国，比读书人更讲气节。
明朝太监确实坏人不少。正统年间王振乱政，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汪直专权，使民间“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时，宦官刘瑾等“八虎”专横跋扈，民间都说朝廷有两个皇帝，“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没听说有妓女对国家产生伤害的，可见太监群体还不如“公共厕所”。崇祯虽然瞧不起太监，一即位就解决了阉党，但是，在使用太监的问题上，他也毫不含糊，给予太监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的权力，大批太监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反而加剧了太监与文人朋党之间的矛盾。
明代的文人无耻者也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文人自己，而是朱家皇帝们。由于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改造和打压，动不动就扒裤子打大臣屁股，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再加上他儿子朱棣，史无前例灭了方孝孺十族，读书人生命难保，自尊扫地，又何谈气节？既杀文人又辱文人，只能逼文人去讲假话和作秀，直接导致了崇祯时期文人朋党之争的失控。学者十年砍柴曾撰文说：“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读书人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可谓一针见血。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大是大非面前，钱谦益之流可以公然抛弃自己信奉了一生的“仁义礼智信”，理学的道德教条对他们再也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功利之心和实用主义却大行其道。单从明末去考察，赵炎以为，那些以道德名节为标榜的读书人，的确无法与“公共厕所”的妓女相提并论。
明末的妓女们非常看重气节。就在明王朝天崩地解、斯文扫地，读书人纷纷剥下自己的伪善嘴脸、望风进退之际，反而是这些为传统社会所不齿的妓女显示出她们超常的大人格。当民族矛盾处于紧要关头，当所有那些自诩为中流砥柱的读书人公然出卖自己的道德人格之时，正是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们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美梦，给原本就短暂的南明历史带来了片刻的宁静、温馨与安详。当读书人依然毫无觉悟地赞美她们是“巾帼不让须眉”和“女中丈夫”时，一个对男权社会的绝妙讽刺就这样诞生了。
事实上，被崇祯称为“公共厕所”的南明妓女，她们和所有传统社会中的女人一样，自古就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受或少受复杂的政治利害的干扰。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里，她们无需去考虑政治气节问题，但遇到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这个问题就会突然摆到面前，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塑造自己人格形象的机会，既然已经做不成贞烈女，现在只有以做忠臣来弥补自己的人格“缺陷”，政治气节的荣光就成为她们慷慨赴义的精神源泉。况且，国破家亡之际，落到征服者手中，女人命运的悲惨，她们也是深知的。由此可见，时代道德对她们的影响至深，在气节的背后无疑也有着根深蒂固的“贞节”的情结。崇祯说她们是“公共厕所”，显然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