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秤具的进化史:从“楚衡”到“秦权”,再到半斤八两

权衡器具作为人类共有的计量器具,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标尺。它的产生有深刻的人类文化学和社会经济学方面的条件。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遵循共有的一般规律,同时它又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的特征。

权衡秤具产生的条件

人类制造器具的能力源于认知维度的发展和抽象思维、创造思维的进步。度量衡器具是人类社会标准化程度的物质手段的显现,人类标准化必须借助标准器来衡量,权衡器具就是标准器之一。权衡器具设计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人类标准化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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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的标准器直接采用自然物质,如以人体的手、足步、肘测量长度,以大小均匀的谷物为重量标准,后来则采用人造物为标准,直至发展为设计创造统一的标准器。从人类文化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讲,权衡器具的产生必须有充分必要的两个条件:
一是人类认知维度的发展是权衡器具产生的充分条件。
二是社会经济交换的发展是权衡器具产生的必要条件。
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熟,真正的权衡器具才能产生。首先,人类认知维度的发展是权衡器具产生的充分条件。求知是人类特有的本性,中外先哲都曾表达认知事物是人类的本性,这是因为求知是人类特有的需要,所以人类认知事物的维度才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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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认知事物的大小、长短、轻重,到形成关于事物大小、长短、轻重的概念,人类的认知维度的发展有漫长的进化过程,通过直觉认知事物,形成概念,再通过实践活动,创制器具,这是人类心脑活动由低到高发展的四个阶段。“四阶段或四度:认识活动有直觉与概念的双度,实践活动有效用与道德的双度,共为四度心灵活动的四阶段由低而高为认识的。人类认知事物的结果就是掌握规律,利用知识和技术获得生存的能力,器具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应用的成果,是知识和技术应用的物化。
而权衡器具就是人类衡量事物轻重关系的工具,它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测重知识和技术基础之上,即人类首先有认知事物轻重关系的需要,然后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和掌握了杠杆原理测重知识和技术,从而开始了设计和制作权衡器具的实践。所以人类认知维度的发展是权衡器具产生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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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权衡器具的产生

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产生也是上述两个条件成熟的产物,形成中国权衡器具独立存在的器具形式。只是“器具”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产生深刻地烙上中国文化传统的印记,具有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特点。
传统权衡器具本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器具,它的设计和使用离不开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是中国传统权衡器具却不是作为日用器具在经济生活中萌芽,而是首先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私有制的产生,国家政权的建立,赋税制度的出现,度量衡器具作为国家征收赋税、丈量土地、分配财物的手段逐渐被使用,但此时的“衡器”还不能真正成为“器具”,还没有形成权衡器具独立存在的器具形式,它只是官府掌管用于政治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颇具权威性、政治性,因此不能算作独立的权衡器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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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权衡器具在夏商周三代就已产生,“故三代(夏商周)以前为中国度量衡发生后尚未至阐明之时代,是为中国度量衡史之第一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没有相关的出土实物,但从文献记载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推测,已经有权衡器具的使用,只是此时的权衡器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常器具,而是“藏于官府”的政治统治工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当然,权衡制度一直是国家政权中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历代都有相关法令,并颁布统一的标准器。更大范围的日常用器,用于物品重量衡量的早期权衡器具,则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平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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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天平形式已经发展的很完备,无论是砝码还是衡杆制作都相当成熟。“楚衡”是此时最具代表的衡器实物资料,也是中国最早的天平形式。作为中国早期权衡器具设计的代表之一,“楚衡”是中国南方楚国故地广泛使用的权衡器具,其标志特征是以衡杆、环权、吊盘组成一套完整的权衡器具,从而区别与北方权衡器具设计的“秦权”形制。

“楚衡”与¨“秦权”

春秋战国时期天平形式的代表类型。以其日常性、实用性、生活性成为权衡器具独立存在的形式。它们分别代表了在中国早期南方、北方权衡器具两种不同类型的天平形式。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两方面均证实春秋战国是早期权衡器具发展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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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器具设计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沃土中,各类器具设计日臻齐备,权衡器具设计在此时形成了“楚衡”与“秦权”两种设计样式,在南方的楚国故地出土了大量的环权以及与之配套使用的衡杆、吊盘,而在北方的秦、赵等国以及继后的秦代则出土了大量的锤权型“秦权”。
而且正是这两种权衡设计样式,直接影响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权衡器具设计的发展和演变,至此中国传统权衡器具才获得独立存在的器具形式。而且在整合“楚衡”与“秦权”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权衡器具设计的主体样式“杆秤”,因此,“楚衡”与“秦权”是早期权衡器具设计的两种形式,并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传统权衡器具设计的整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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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楚衡”与“秦权”设计的阐释,我们可以得出他们对后世权衡器具设计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在“楚衡”衡杆的基础上,形成后世杆秤的秤杆,从无刻度的扁平衡杆到有刻度的圆形秤杆,其中有刻度的衡秤是过渡形式,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两个“王衡”,衡杆正中有组,一只正面显示十等分的刻度线,另ー只正面显示二十等分的刻度线。
正是在这样的刻度启示下才有后来精确的秤星设计。其二,“楚衡”的吊盘演化为后来盘秤的承物吊盘,大多数等子秤也是吊盘的形式,且保留了圆盘的样式。其三,“秦权”的锤权形制莫定了后世秤砣的形式,在球体、棱体的基础上,只是肩与纽的设计上有细微变化。所以正是在“楚衡”与“秦权”设计的基础上,提系杆秤设计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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