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建立以来，一直面对着“南倭北虏”的威胁。“北虏”指的是盘踞在北方草原戈壁的蒙古人，至于“南倭”则是袭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势力。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明朝军队在抵抗倭寇时一直疲于奔命，但等到真的碰上丰臣秀吉的20余万清朝正规军后，却反而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呢？这与我们以往对于倭寇的认知偏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初中历史课本介绍倭寇来源时，说这些倭寇本来是日本当地的武士们，因为在列岛内部的战争中失去了地位和田地，他们才乘船来到明朝沿海烧杀抢掠。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人数根本对不上”！从明朝初年到戚继光平倭，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部沿海地区一直遭受着倭寇的袭扰不假，可这种袭扰的剧烈程度却并不是一样。如果将嘉靖之前倭寇的侵扰比作铁针刺了一下手指，那么嘉靖时期的疼痛感那绝对是手指头直接被剁了下来。这种剧烈程度，就好像捅了倭寇的老巢一样，一股股不知名的倭寇和盗匪就像蝗虫一样冒了出来，打也打不及。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倭寇”里，既有“真倭”，也有“假倭”。真倭就是前面咱们说的那些走投无路、狗急跳墙的日本浪人，而假倭的组成结构就比较复杂了，他们大部分是明朝本地的走私犯，甚至直接是沿海的渔民。
听到这有人可能就立马说懂了，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但实际上还真不是，与其说这些假倭是带路党，不如说大部分真倭其实才是听命行事的狗腿子。假倭里面名气最大的，是一个叫汪直的人。汪直是明朝嘉靖年间一名自称五峰船长的海盗，他在江浙一带进行走私生意。他之所以可以发家，是因为当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便施行严苛的海禁政策，号称“片板片帆不得下海”。虽然明朝朝臣们高举祖宗之法推行海禁政策，但江浙地区官员们“嘴上都是注意，心中都是生意”，他们打的算盘其实是一笔经济账。百姓虽然不能下海，但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和私商们，却因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关系成了获益者，他们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当朝权贵。也正因如此，海禁这种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制度，才在明朝被阳奉阴违地执行了那么久。但对于当地渔民来说，海禁就算是要了他们的性命了。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偷偷下海，胆小一点的自己单独干，胆子大一点的学一下海商们走私的收益，赚得盆满钵满。
像汪直就是胆大的，他不仅成立了自己的走私队伍，还收编了当时大量走投无路的真倭，很快就成了明朝和日本双方都不敢小觑的海上武装力量。为了掩盖“官逼民反”的真相，当地地方官员们动辄以倭寇入侵来定义这些走私队伍们。于是，一支由海盗、渔民、倭寇、走私犯组成的奇葩武装出现了。当地卫所里的军户欺负一下老百姓们还行，面对这些悍匪可一点都讨不着好。而少量卫所部队没用，这些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的亡命之徒，往往消息还特别灵通，总是能避开明朝组织的大批官兵围剿。这也是中原王朝最头疼的作战模式，没办法找到敌人决战啊！以往是蒙古人在长城沿线东一下、西一下，搞得北部边防处处被动。现在是倭寇武装在沿海肆意袭扰，今天台州明天宁波，压根儿不跟明军玩面对面的正规决战。
历史上大部分武将，是应付不来这样小规模持续放血打法的，而戚继光、胡宗宪剿倭的手段，可就厉害多了。戚继光一方面训练戚家军，真刀真枪的和这些走私犯们死扛；另一方面由胡宗宪出马，搞定当地经济，拉拢倒向倭寇的百姓。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这才暂时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倭寇之患。至于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事件，又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朝鲜之战。当时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的丰臣秀吉，意图通过攻略朝鲜半岛当跳板，进而图谋明朝的版图。丰臣秀吉的侵朝武装，是日本各个封建大名势力组成的正规武装，战术上自然不同于人数有限、只能避开明朝官军打打袭扰战的倭寇，他们玩的是野外决战、城池攻防、谈判斡旋等层次的高段位。但丰臣秀吉的好运气，到中朝边境一带时便到头了。这里是紧挨着朝鲜的辽东，而辽东当时的军方话事人，正好是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他本人的水平放在一边不谈，光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几千家丁，就够日本军队受的。
这几千士兵虽然名为家丁，但却是李成梁一辈子积攒下的绝对精锐力量，他们弓箭、马术样样不差，装备更是当世一流，就连那时在辽东盘踞的女真各部落，都三天两头被这些氪金大佬们刷经验值。除了这些辽东铁骑外，最亮眼的还有明朝由南方抽调的“南兵”。这些南兵，此前还有一个令倭寇胆寒的名字，“戚家军”！他们是以戚继光军事思想训练出的部队，在平壤之战中悍不畏死，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将已经落入敌手的平壤城夺回。总的来说，明朝对付倭寇时难以着力、杀不胜杀的局面，是由难以完全掌握的沿海环境所决定的，最后也是军事加经济手段双管齐下，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延续百多年的倭寇问题。至于到了丰臣秀吉身上，明军就不存在找不到敌人主力的问题了。整个万历朝鲜之战，明军与日军交锋的主战场，就没超出过朝鲜半岛，剩下的就是旷日持久拉锯战下的国力对耗问题了。
初中历史课本介绍倭寇来源时，说这些倭寇本来是日本当地的武士们，因为在列岛内部的战争中失去了地位和田地，他们才乘船来到明朝沿海烧杀抢掠。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人数根本对不上”！从明朝初年到戚继光平倭，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部沿海地区一直遭受着倭寇的袭扰不假，可这种袭扰的剧烈程度却并不是一样。如果将嘉靖之前倭寇的侵扰比作铁针刺了一下手指，那么嘉靖时期的疼痛感那绝对是手指头直接被剁了下来。这种剧烈程度，就好像捅了倭寇的老巢一样，一股股不知名的倭寇和盗匪就像蝗虫一样冒了出来，打也打不及。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倭寇”里，既有“真倭”，也有“假倭”。真倭就是前面咱们说的那些走投无路、狗急跳墙的日本浪人，而假倭的组成结构就比较复杂了，他们大部分是明朝本地的走私犯，甚至直接是沿海的渔民。听到这有人可能就立马说懂了，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但实际上还真不是，与其说这些假倭是带路党，不如说大部分真倭其实才是听命行事的狗腿子。假倭里面名气最大的，是一个叫汪直的人。汪直是明朝嘉靖年间一名自称五峰船长的海盗，他在江浙一带进行走私生意。他之所以可以发家，是因为当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便施行严苛的海禁政策，号称“片板片帆不得下海”。虽然明朝朝臣们高举祖宗之法推行海禁政策，但江浙地区官员们“嘴上都是注意，心中都是生意”，他们打的算盘其实是一笔经济账。百姓虽然不能下海，但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和私商们，却因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关系成了获益者，他们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当朝权贵。也正因如此，海禁这种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制度，才在明朝被阳奉阴违地执行了那么久。但对于当地渔民来说，海禁就算是要了他们的性命了。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偷偷下海，胆小一点的自己单独干，胆子大一点的学一下海商们走私的收益，赚得盆满钵满。像汪直就是胆大的，他不仅成立了自己的走私队伍，还收编了当时大量走投无路的真倭，很快就成了明朝和日本双方都不敢小觑的海上武装力量。为了掩盖“官逼民反”的真相，当地地方官员们动辄以倭寇入侵来定义这些走私队伍们。于是，一支由海盗、渔民、倭寇、走私犯组成的奇葩武装出现了。当地卫所里的军户欺负一下老百姓们还行，面对这些悍匪可一点都讨不着好。而少量卫所部队没用，这些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的亡命之徒，往往消息还特别灵通，总是能避开明朝组织的大批官兵围剿。这也是中原王朝最头疼的作战模式，没办法找到敌人决战啊！以往是蒙古人在长城沿线东一下、西一下，搞得北部边防处处被动。现在是倭寇武装在沿海肆意袭扰，今天台州明天宁波，压根儿不跟明军玩面对面的正规决战。历史上大部分武将，是应付不来这样小规模持续放血打法的，而戚继光、胡宗宪剿倭的手段，可就厉害多了。戚继光一方面训练戚家军，真刀真枪的和这些走私犯们死扛；另一方面由胡宗宪出马，搞定当地经济，拉拢倒向倭寇的百姓。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这才暂时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倭寇之患。至于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事件，又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朝鲜之战。当时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的丰臣秀吉，意图通过攻略朝鲜半岛当跳板，进而图谋明朝的版图。丰臣秀吉的侵朝武装，是日本各个封建大名势力组成的正规武装，战术上自然不同于人数有限、只能避开明朝官军打打袭扰战的倭寇，他们玩的是野外决战、城池攻防、谈判斡旋等层次的高段位。但丰臣秀吉的好运气，到中朝边境一带时便到头了。这里是紧挨着朝鲜的辽东，而辽东当时的军方话事人，正好是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他本人的水平放在一边不谈，光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几千家丁，就够日本军队受的。这几千士兵虽然名为家丁，但却是李成梁一辈子积攒下的绝对精锐力量，他们弓箭、马术样样不差，装备更是当世一流，就连那时在辽东盘踞的女真各部落，都三天两头被这些氪金大佬们刷经验值。除了这些辽东铁骑外，最亮眼的还有明朝由南方抽调的“南兵”。这些南兵，此前还有一个令倭寇胆寒的名字，“戚家军”！他们是以戚继光军事思想训练出的部队，在平壤之战中悍不畏死，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将已经落入敌手的平壤城夺回。总的来说，明朝对付倭寇时难以着力、杀不胜杀的局面，是由难以完全掌握的沿海环境所决定的，最后也是军事加经济手段双管齐下，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延续百多年的倭寇问题。至于到了丰臣秀吉身上，明军就不存在找不到敌人主力的问题了。整个万历朝鲜之战，明军与日军交锋的主战场，就没超出过朝鲜半岛，剩下的就是旷日持久拉锯战下的国力对耗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