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被宦官囚禁的唐文宗李昂回忆起那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械斗，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么周密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

那是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此时李昂已经继位十年了。当天早朝，他登上紫宸殿御座，接受百官朝贺。

议政开始之前，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奏说：“金吾卫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了甘露，这是天降祥瑞，恭喜陛下！”

听了韩约的报告，宰相李训率先向皇帝道贺，百官也应声附和。李训和另一位宰相舒元舆劝唐文宗亲自去观看祥瑞，以感受上天的恩泽。

唐文宗同意了。

百官退出紫宸殿，往大明宫的前院走，穿过宣政殿，最后进到含元殿。

唐文宗也坐着软轿进了含元殿。

对于天降甘露这种事，他有点将信将疑，于是命令宰相李训和舒元舆先去看看情况。李训去看过之后回来报告说：“臣和几位大人一块去看了，看着不像是甘露，但是不敢确定，建议先不要声张，以免弄出笑话。”

听到李训的报告，唐文宗更觉得奇怪了，于是命令神策军左中尉仇士良和右中尉鱼弘志两位宦官再去看看，由首先发现甘露的左金吾大将军韩约陪同。

当时，神策军是守卫大明宫的卫队，仇士良和鱼弘志各掌管五百人。

仇士良到达金吾卫衙门之后，看到韩约脸色苍白，冷汗直流，感到有点奇怪，就问道：“韩将军这是怎么了？”

韩约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仇士良疑心更重了。

大明宫平面图，三大殿从北往南分别是：紫宸殿、宣政殿、含元殿

这个时候突然刮来一阵风，把幕布吹起来一个角，仇士良看到幕布后面有很多士兵，又听到叮叮当当的兵器撞击声。

很明显，这是要搞伏击。

仇士良这下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他赶忙带领一众宦官往外跑。守门的士兵想赶紧关门，但是在仇士良的呵斥之下，竟然没有关上，让他们逃脱了。

这个时候仇士良只是知道有人要搞事，既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目标是皇上还是他。但是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只要皇上在他手里，他就是安全的。所以他带领宦官们跑到含元殿向皇上报告说有人谋反，然后不由分说，把皇上架到软舆上就往后宫跑。

李训看到仇士良劫持了皇上，立即向金吾卫下命令：“赶快进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缗。”

这个时候，仇士良应该还没有搞明白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是李训，然后李训又喊了一嗓子“陛下不能去后宫”，算是把自己彻底暴露了。

仇士良终于明白，李训跟自己的目标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

这种情形之下，仇士良跑的更快了。

李训带着几十名金吾卫在后面追。

这个时候，李训事先安排的另外两支队伍也进了大明宫。

一支是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的三百多逻卒，另一支是御史中丞李孝本带领的二百多名御史台从人。这两支队伍进了大明宫之后，跟宦官们打了起来，以多胜少，太监们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一时间大明宫里到处都是尖细嗓子的哭爹喊娘声，宦官们很快就死伤了好几十个。

对于李训来说，虽然皇上被宦官劫持了，形势上自己还占着上风。

抬轿的肯定跑不过空手的，李训很快就追上了仇士良。

在争夺皇上乘坐的软舆的时候，唐文宗做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瞪着眼睛大声斥责李训。宦官们也跟李训打成一团，李训毕竟是文官，比起那些身体残缺的宦官，他在体力上并没有太大优势，很快被打倒在地。

仇士良趁机抬着皇上进了东上阁，然后，关上了门。

李训傻眼了！

紧接着，全副武装的五百名神策军从门内冲出来，形势一下子逆转了。

李训指挥的这些逻卒和公务员们根本不是这些训练有素的神策军的对手，大明宫内的打斗很快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宦官统领的神策军

李训看形势不好，赶忙脱下宰相官服，换上一套低级官吏的服装，趁乱逃走了。

最先杀出来的五百人是仇士良指挥的左军，很快鱼弘志指挥的五百名右军也杀了出来。一千神策军已经杀红了眼，见人就杀，见人就砍。

现在仇士良已经知道皇上才是这次政变的总导演，李训只是执行导演而已。他越想越生气，开始对唐文宗进行冷嘲热讽，唐文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头不语。这一幕李训是没有看到，否则不知道他心中会作何感想？一曲《领悟》送给他。

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

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李宗盛《领悟》

此时，另外两名宰相王涯和贾餗正带领一部分官员在中书省准备吃饭，神策军突然杀到，官员们乱成一团，四散奔逃，没跑掉的被神策军就地扑杀，达六百多人。

这就叫吃着饭也能躺枪！

仇士良已经被彻底激怒，血灌瞳仁，他下令长安城全城戒严，大肆捕杀在京官员，又有一千多官民被杀。整个长安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街道都被鲜血染红了。在神策军大肆杀人的同时，长安城的不良少年也开始趁乱打砸抢，搞的鸡飞狗跳、尘埃蔽天。

大唐都城几乎成了人间地狱！

这个时候，战斗已经完全结束，宦官完胜，后续就是照单抓人了。

李训先是逃到终南山，投奔好友宗密和尚。宗密本来想收留并藏匿他，被徒弟制止，李训只好去投奔参与政变的另一位战友——凤翔节度使郑注。但是在路上被士兵擒住，押解送往长安。

在路上，李训考虑到如果自己被送到宦官们手里肯定会受尽折磨，到时候生不如死，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让士兵们来一刀。

于是他告诉押解他的士兵说：“抓到我是大功一件，到时候肯定会升官发财。我听说神策军也在到处搜捕我，我到了京城肯定被他们抢走，到时候你们就鸡飞蛋打一场空了。你们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把我的人头送给仇士良”。

士兵们接受了他的这个很诱人的建议，砍下了李训的脑袋。

李训是甘露之变中死的第一个宰相。

另外还有三名宰相成为了这次流血事件的牺牲品：

舒元舆，就是前面提到的跟李训一块去看甘露的那位。他也是政变的参与者之一，失败后逃到安化门被捕，被腰斩。

王涯、贾餗这两位没有参与政变，政变发生之时正在中书省吃饭。神策军杀过来的时候他们及时逃走了，但是逃的了和尚逃不了庙，不久双双被捕，后来被腰斩。

和这三位宰相一同被腰斩的还有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

这几位高官被腰斩的时候，仇士良命令幸存的官员必须现场参观，估计也没有收他们的门票，不知道后续有没有让他们每人写一篇心得感悟。这种杀鸡儆猴的残酷刑罚给在场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让大唐的官场的精神面貌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文官们彻底歇菜了。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资治通鉴》

相比这些被腰斩的高官，另一位政变参与者的结局稍微“圆满”了一些。

堂堂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在政变的过程中竟然紧张的汗流满面，当时可是农历十一月份的长安城，这种心理素质实在让人汗颜。

政变失败之后，韩约藏匿在长安的一座里坊之内，后来出来觅食的时候被士兵抓住。在仇士良面前，韩约为自己开脱说：“当初正是我流汗提醒了您，李训才没有得手，我是有功之人啊。”

看着眼前这个活宝，仇士良也觉得好笑，于是笑着说：“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然后命令士兵砍掉了韩约的脑袋。

京城的政变参与者被杀完的同时，李训的亲密盟友凤翔节度使郑注也没能逃过一劫。

李训和郑注原本是唐文宗的左膀右臂，政变前夕，李训把郑注调任凤翔节度使。凤翔镇是距离京城最近的藩镇，李训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政变发生的时候，让郑注带兵杀进长安，里应外合除掉宦官。当然，李训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面我会给大家解释。

政变当天，郑注带领五百亲兵发往长安，在路上听说李训已经失败了，不得已又带兵返回了凤翔。

在仇士良的密令下，凤翔监军宦官张仲清设计请郑注到他的军营喝茶。郑注有点托大，认为整个凤翔的兵都是他的，小小的监军应该兴不起大风大浪，于是就带着兵大摇大摆的去了。郑注让亲兵驻扎在张仲清的营帐外面，自己仅带了几名随从就进了营帐。张仲清有个手下叫李叔和，此人先是给郑注的亲兵们摆上好酒好肉让他们麻痹大意，然后趁郑注喝茶的时候直接抽刀斩了他。

这就是甘露之变的整个过程。

当然，主要事件已经结束了，后续还有一些小事件陆陆续续发生，就像是大地震之后还有一些余震。

政变结束之后，宦官取得了上朝听政的资格，地位高于宰相，他们站在皇帝旁边时刻监视皇帝和官员们的互动。

唐文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管制，他想见某一位官员都必须得到宦官的批准。

皇帝干成这样也真够窝囊的。

有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甘露之变之前被李训和郑注打发到边镇去巡边，同时还有另外多名宦官收到了同样的命令。在他们出发之后，李训命令边镇节度使杀掉他们。甘露之变失败之后，那道命令自然也就无法执行了。田全操恨乌及屋，回长安的路上扬言要杀掉所有儒者。

唐代宦官俑

经过甘露之变的洗礼，长安城的文官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这种恶狠狠的威胁把他们吓坏了。田全操入长安城的时候，又出现了大批官员逃亡的现象，稍稍稳定的京城又乱作一团。有人劝新任宰相李石赶快逃走，李石拒绝了，说这个时候如果连宰相都逃走了，那么京城就真的控制不住了。

据说后来李石为此事去找了仇士良，仇士良告诉他不用怕，有他在，不会让田全操胡作非为的。李石又命令左金吾卫大将军陈君赏率领金吾卫加强京城防卫，在李石的努力之下，京城才没有再次变乱。

甘露之变之后，京城的文官似乎都吓破了胆，只有李石还能保持一些士大夫的气节，在很多事情上都能据理力争，和宦官集团针锋相对。仇士良看到李石不好控制，就打算用暗杀的方式除掉李石。

唐文宗开成三年正月的一天，李石像往常一样去上朝。骑马走到亲仁坊的时候，路边忽然有人朝他放箭。刺客的箭法貌似有点蹩脚，李石虽然中箭了，但没有伤到要害部位，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中箭了之后，李石立即调转马头往家跑。他在前面跑，刺客在后面追。他跑到家门口的时候，刺客也追到了。追上之后，刺客朝李石挥刀就砍，李石的马奋力往前一跃，跑进了大门，这一刀没砍到李石，却把马尾巴砍了下来。

看到李石跑回来了家，刺客便没有再追赶，李石算捡回一条命。

这件事把满朝文武都吓坏了，当天上朝的官员不到平时的十分之一。

这就是甘露之变对当时朝局的影响，这种情况如果毫无节制的发展下去，估计文官集团就没有活路了。

俗话说的好，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恶人自有恶人磨。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失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兵权，仅凭说辞和文章是不能取得斗争胜利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宦官集团掌管着京城最精锐的部队神策军，所以才无比嚣张。但是，神策军的招牌或许只有在京城才有威慑力，唐朝最能打的部队其实是边镇节度使指挥的边军。

文官们怕宦官，但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边镇节度使可不怕。那些人伸手五支令，蜷手就要命，是比宦官更狠的角色。

甘露之变之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就上书朝廷，说宰相如果有罪，应该交付有司去审理，为什么不经过审理就杀掉四位宰相？哪有宦官带着兵屠杀大臣和老百姓的道理？如果奸臣难制，我将带兵杀进长安，以清君侧！

谁拳头硬，谁说话就硬。

在刘从谏的威胁之下，宦官们才有所收敛，文官的日子也稍微好过了一些。

这种情况下，唐朝三大顽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竟然达到一种奇怪的平衡。

不过，刘从谏的这封奏疏冥冥之中也为宦官们的命运做了最终的规划。

唐昭宗时期，宰相崔胤引朱温带兵杀进长安，把宦官屠杀殆尽，最终宦官集团和大唐帝国玉石俱焚，一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纵观整个事变，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宦官们面对政变的时候毫不慌乱，从容不迫的应对政变的过程，逐渐把不利局面扭转，最终实现逆袭。比起发动政变的文官们，宦官们的表现优秀的不是一点半点。仇士良们表现出来的冷静、果断和残忍直接高出李训们好几个量级，更不用说紧张的汗流不止的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了。

对于这种现象，我只能调侃式的解释。

医学上有个术语叫代偿，说的是人体器官的某一个部分生病了之后，这个器官的其他部分的功能就会变得很强大，以补偿病变部分失去的生理机能。宦官们由于失去了身体的某些重要器官，长期的郁闷和屈辱让他们更懂得隐忍和冷静，身体的残缺被精神和意志代偿了。

不仅唐朝，前面的汉朝和后面的明朝都出现了一大批心理素质过硬的“优秀”太监，除了“代偿”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解释。

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与政变有关的各种疑问：

一、唐文宗为什么要发动甘露之变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宦官刘克明杀死唐敬宗，打算拥立绛王李悟为帝。两天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指挥神策军杀死刘克明和李悟，拥立李昂为帝，也就是唐文宗。也就是说，李昂是由宦官王守澄拥立的。看到这，估计有人会产生疑问：被太监拥立还要反过来杀太监，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其实，如果换成是您，您也会和唐文宗有同样的想法。

从唐文宗的曾祖父唐顺宗开始，唐朝的皇权交接就几乎没有正常过。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本人全部是由宦官拥立，唐文宗后面的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也无一例外是由宦官拥立。

宦官不仅能左右皇帝的命运，也能左右皇帝的生死。史料明确记载，唐文宗李昂的祖父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杀死的，唐文宗的哥哥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杀死的。另外，曾祖父唐顺宗死的则不明不白，据说是被宦官俱文珍杀死的。

唐代宦官壁画

唐文宗前面的四位皇帝有三位都是被宦官杀死的，非正常死亡率高达75%。在这种概率之下，唐文宗时刻都面临着生命安全方面的巨大风险。

看到这里您应该已经明白了，不是唐文宗忘恩负义，因为杀掉老皇帝，拥立新皇帝这种事，确实不能成为宦官们的法定工作职责。

二、甘露之变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甘露之变的失败，我们假设甘露之变成功了，唐朝会怎么样？

宦官祸乱唐朝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宦官统领神策军，全面负责皇宫的警卫工作。史书没有说唐文宗和李训的后续计划，不过很有可能只是杀掉仇士良和鱼弘志，换一批宦官继续掌管神策军。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甘露之变这件事成功了，那也跟失败没什么两样。因为一个仇士良倒下了，后续还会有无数仇士良站出来。

无数史实证明，任何幻想通过人事调整来取得改革成功的努力都会是徒劳的，制度上的缺陷只能从制度本身下手。一个劣质零件可能会毁掉一台优质机器，但一个优质零件绝不可能会使一台劣质机器性能变得优良。

所以，如果唐文宗只是想杀掉仇士良然后换一批宦官的话，甘露之变成功与否意义都不是很大。

我们再讨论甘露之变为什么会失败。

首先，执行甘露之变的班子成员素质差。

甘露之变的两大核心李训和郑注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好名声。

郑注本来只是个江湖郎中，机缘巧合之下巴结上了宦官王守澄。当时唐文宗正在患病，王守澄就把郑注推荐给了唐文宗。郑注竟然奇迹般的治好了唐文宗的病，从此受到了唐文宗的信任。

李训的进阶比郑注还多一道程序，那就是李训先贿赂郑注，取得郑注的好感。郑注再把他推荐给王守澄，然后王守澄以李训精通《易经》的理由把他推荐给了唐文宗。

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不能因为这俩人是巴结宦官才飞黄腾达的就鄙视他们。但是根据传统史料的记载（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他们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史料上评价李训狡诈阴险，郑注道德败坏，两人都是小人。尤其是郑注，贪污索贿，排斥异己，干过很多坏事。

在李训和郑注之前，唐文宗曾经任用宋申锡来执行除掉宦官王守澄的计划。由于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有人泄密，导致计划最终失败，而亲手打垮宋申锡的人就是郑注。他在王守澄的授意下，指使一名神策军将领诬告宋申锡谋反，导致宋申锡被贬官，最后死于任所。

这件事也对唐文宗有所警示，他知道想除掉宦官必须找一些口风严实，既能对他忠诚又不能引起宦官怀疑的人。这个时候，朝廷中牛李两党正斗争的很厉害，他们正忙着争权夺利和互相打击报复，国家前途这种小事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两党为了争取斗争中的优势，和宦官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选自然不能从这些人中产生。

两党之外的人，大都是名声好、品格高尚的人，比如宋申锡。但是，重用这类人又容易引起宦官的警觉。

所以，唐文宗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李训和郑注。

其实，对于李训和郑注，我们也应该说句公道话。

在那个人人对宦官畏之如虎的情况下，这二人冒着灭门的危险陪唐文宗干这件风险极大，而边际收益又不算太高的活计，我们用传统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观点是很难理解的。

之所以说甘露之变这活计边际效益低，是因为当时李训已经是宰相了，位极人臣，而郑注则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就算政变能成功，二人的地位提高的幅度也很有限，而一旦失败，那肯定是抄家灭门。如果二人真的是如史料上记载的那种奸佞的无利不起早的小人的话，他们干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事图什么呢？难道真的是有高尚的理想信念支撑，他们图的是义？

其实史书上对于李训的负面评价大都没有事实去支撑，而郑注也只有收受贿赂、诬告宋申锡等几件事可以坐实。至于二人排斥异己，打击牛李二党，也很难说二人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因为打击宦官和朋党也都是唐文宗的政治理想。

我们从客观层面来看，李训和郑注有效打击了朋党，在对抗宦官乱政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他们杖毙了害死唐宪宗的宦官陈弘志，赐毒酒杀掉了王守澄，只不过在最终的大决战的时候失败了。

古人留下的文字是死的，李训和郑注是否真的像史料记载的那样素质低下，还需要虚寻找更多的证据去考证。

但是，其他参与者的素质真的让人不敢恭维，比如政变参与者之中唯一的武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

如果不是他心理素质太差，关键时刻露出破绽，说不定政变就成功了。

韩约刚开始担任安南都护，后来军队发生哗变，韩约被驱逐。回到京城之后，担任太府卿。太和九年十一月，朝廷任命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这时，离甘露之变已经没有几天了。

据说韩约做得一手好饭，他做的“樱桃毕罗”是京城一绝。那是一种从西域传来的美食，是一种带樱桃的馅饼。韩约做的樱桃毕罗色香味俱全，馅饼蒸熟后，樱桃的颜色不变。除了樱桃毕罗之外，他做的冷湖突烩、醴鱼臆、连蒸诈草獐皮索饼都名满长安。

由此可见，韩约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厨子，但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将军。

其余如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等也都是临时被提到高位，在经验上有所欠缺。

除了这几个官员之外，他们带领的士兵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的三百多逻卒其实就是一帮城管，另一支御史中丞李孝本带领的二百多名御史台从人，就是在御史台从事文书工作的公务员。这样的队伍跟如狼似虎的神策军去打斗，结果可想而知。

可以说，执行甘露计划的这个团队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这种班子在执行力和应变能力上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政变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因私废公。

其实在甘露之变之前，郑注曾经想出一个更加绝妙的计策，叫做“浐水之谋”。具体方案是，王守澄被毒死之后，在浐水之畔下葬那天，郑注事先在陵墓周围埋下伏兵，然后皇上命令宦官去现场吊丧。在吊丧之际，郑注指挥士兵发动突然袭击，把宦官们一网打尽。

相比较而言，这个“浐水之谋”比“甘露之变”成功率更高，风险更低。这个计划既可以把宦官们调离大本营，使他们失去神策军的保护，也可以避免由于皇上在场而投鼠忌器。从后来“甘露之变”结果来看，正是这两点导致了整个政变的失败，宦官劫持了皇帝，神策军消灭了李训团队。

但是这个几近完美的计划却被李训否决了，原因是李训担心功劳被郑注抢了去。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利用甘露之变发展自己的势力，然后再趁机除掉郑注。

正是这一己之私让整个国家大计破产了。

不合理的动机必然导致不合理的结果，你种下的是罂粟，就不可能收获玫瑰。

再次，运气不好。

大明宫突然刮起的那一阵妖风也是政变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那种紧张的时刻，行动早一分钟和晚一分钟很可能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没有那阵风吹起幕帘，露出其中藏匿的士兵，仇士良可能就没那么快醒悟。等一切准备就绪，埋伏的士兵突然从里面杀出来，把仇士良和鱼弘志就地处决，政变可能也就成功了。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有时候偶然性和运气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甘露之变对唐代士大夫的影响

甘露之变给唐朝的读书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我们现在熟悉的几个大诗人面对这种人间惨剧几乎都选择了沉默。

甘露之变发生的时候，白居易正在东都洛阳做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已经过了好几年的中隐生活。政变发生之后，他写下了一首《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在诗中白居易首先庆幸自己当初选择退出权力漩涡，到东都做留司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然后对同僚们的遭遇含蓄的表达了一丝哀悼，最后他表示人中麒麟又怎么样呢？最终还不是做了别人砧板上的肉，还不如做一个普通人来的逍遥自在！

从此之后，白居易更加坚定了自己过中隐生活的决心。

政变发生的时候，另一位诗人刘禹锡当时正在担任同州刺史，也因为没有在京城而躲过了此次灾祸。

对刘禹锡稍微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是个“愣头青”，打不死的小强，是宦官专权的坚定反对者，前期多次游玄都观作诗向宦官和权臣叫板，官职被贬了又贬，仍初心不改。但是，这次政变发生之后，这个桀骜不驯的刘郎竟装作没看见，既没有作诗，也没有写文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说明，刘郎也彻底妥协了，他可能认为既然一切都是徒劳的，还不如清清静静的过自己的小日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游玄都观》

杜牧的经历则比较传奇。

唐文宗太和九年初，他被征召回长安做监察御史，但是半年后，也就是当年的七月份，他被神奇的打发到东都洛阳去了。四个月后，甘露之变发生，杜牧也因此逃过一劫。对于都城长安的这场浩劫，杜牧也装作睁眼瞎，毫无表示。

此时的李商隐还没有当官，并且不在京城，所以这次祸乱自然波及不到他。两年后，李商隐才进士及第。但是这件事给李商隐带来的心灵创伤貌似比前几位还深刻。

几年之后的一个傍晚，三十多岁正值壮年的李商隐在长安城中感到心中十分憋闷和压抑，于是驱车登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面对夕阳余晖笼罩下的帝国首都，李商隐感慨万千，写下那首著名的《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笔下的夕阳肯定不是指他自己的年龄，虽然当时的医疗和营养条件不好，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远远还没有到人生中的“夕阳”阶段。或许，在他看来，大唐帝国已经暮气沉沉，离太阳落山不远了。

甘露之变以后，唐诗里再也看不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那种开拓进取的豪迈气概，取而代之的是“东风无力百花残”的伤感和无助，还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那种自娱自乐的闲适。帝国的精英们大都对现实感到绝望，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脱，国家大事都与他们无关了。精英们消极了，大唐帝国也就彻底失去了自净能力，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