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之妻也可“租赁”:宋代商业下伦理崩溃的一面,妻女出租成风

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是我国古代传承数千年的“婚娶制度”,按伦理和法律而言,一夫仅有一妻,而且女方的家庭地位若是很高的话,男方也需要匹配的身份才可以迎娶。但妾却不同,妾不需门当户对,失去了礼法庄严的保护,而且在古代,不论一个男人地位如何,都有着“多妾”的权利,因此自古以来所说“男尊女卑”“夫如妻天”,很大程度是指的妾,因为“正妻”在一定程度上还获得与“夫家”平等的地位,妾则没有。

在宋代,“纳妾”现象随着士大夫的享乐频频发生,虽然有着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公示“坚决不纳妾”,但终究抵不过潮流,如千年才子苏东坡,就和妾王朝云上演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可在“纳妾”现象的背后,宋代还有奇怪的“租妾”现象,彼时称为“典妾”,租意味着“女性”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开始流动,这可以说是商业发达的宋代所演变的一种畸形现象,挑战着人性,但令人咂舌的是,这种现象被风靡起来,时人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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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扭曲的“典妾”,可以租赁的“临时夫妻”

“典妾”之所以用“典”,是因为这种现象起源于欠款者以及急需钱财之人,以自己的“妻子女儿”作为“质押物”向另一方借钱,于是号之为典。妻子女儿不同于物品,是活生生的人,但是因为社会地位低下,不论是典当的一方,还是“受典”方都毫无心理压力,将这种情况看作天经地义。

为何这种“质押妻女”的现象严重?

本质还是在于宋代发达的商业。虽然有着完善发达的商业,但却没有合理公平的伦理观念作为指导,女性在此之前,不是一生“洗衣做饭”、成为生育工具,就是“相夫教子”,虽然贵族阶级人群的妻子地位地位不算低,但对于家庭关系而言,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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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质押“妻女”的往往都是社会中的小商人,他们的出身和困境,只有出卖尊严才可以换来转机。于是便有了“宋代蓄婢,蔚成风尚,不以为耻,即士大夫之流,亦不例外”

但是质押妻女,并不是一锤子开卖,典“妻女”者只典当一段时间,与典当货物借款一样,还了本钱和利息,又可以把妻女取回来。但越是这样,才越让人感到荒谬,因为这意味着,“典妾”之风,对女子而言是无尽的灾难。宋人周密曾记载当时一位名为“高文虎”的士大夫,他就是著名的“租妾”者,他的妾名为银花:“同往新安,供事三年,登城亭,览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适也”

这里所说的“供事三年”,其实就是指“租妻”的时间,银花本为人妻,但奈何夫家变故而被典到高文虎处,这期间,他们“胜似情侣”,但事实的本质却是让人震撼,这对仅仅是“临时夫妻”,还是光明正大的如胶似漆,其之亲密背后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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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妻女”成风,典妾成为产业

重利之风盛行的宋朝无疑开始走偏,需要钱的商人质押妻女,一次不够还有多次,有些士大夫阶级甚至还要“择典数之为优”,意思就是被“典当”次数多的,还有被租赁次数多的“女眷”,在士大夫眼中反而还能获得高价,这种市场风向,已经完全偏离了传统的伦理法则,暴露了人性的恶。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描述社会中常态的“典妻”根源:“市井萧条,民益困乏,禁锢科责,没其资产,犹不能尝,至有雇妻卖子者”。这里可见,这种风尚的起源,和小商人走投无路的处境息息相关,所谓“雇”和“卖”,两者的字面感受天差地别,但在这里却是同等意义,“租妻卖子”,无一不是人性的阴暗面。

随着这种情况越多发生,风气盛行,“好商”的宋代人又想出了一法子,干脆直接将这种“典妻”潮打造成产业,满足士大夫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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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宋朝京城附近,诞生了一条“租妻女”的产业链:“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壁。稍长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待”。这种扭曲的风气,因为士大夫阶级的喜好,直接将“生女”当作乐事,但这却不是女性地位变高的象征,反而是落入进一步悲惨命运的循环。

京城的中下阶层人家,对生出用于“租赁”之女悉心照顾,“爱护之如擎珠捧壁”,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在普通的百姓人家简直是奇闻,但随后到了一定年纪,又要女子进行专门的“培训”,为的只是调养好女子,供给士大夫享受。

虽然“典妻”之事不在少数,甚至更要活跃于典女的市场需求,但迫于伦理,此类事情却是少有典故记载,可当时“贩女租妻”者鬼迷心窍,在大商业的冲击下,为了明哲保身,唯有用这种方法消灾解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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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士大夫阶级们自己以此为娱乐,经常聚众,到“中下之户”家里和他们签订“租女”合同,“典妾”合同往往写好租赁多久,一年还是三年,而需要支付的钱又是多少。当时圈子里还以“轮次典享”为雅趣,可见士大夫扭曲的一面亦是让人难思难解。

三、宋代“被典女子”浑噩下被支配的命运

从被丈夫、父亲典出去,再到士大夫筛选,带走的过程,最重要的女性在其中却是扮演了“商品”的角色。她们不仅无法反抗,还要顺从夫家的意思,再顺从士大夫的意愿。

随着士大夫阶级的风靡开始,商人群体也开始“以之为乐”,“典妾”市场在民间兴起,市场的特征便是存在“竞争”和变迁。这种规律放在女子们身上,也是起到相同的意义。周密笔下所写的高文虎,其“典妾”银花便是有着一定的容貌和才艺才被高文虎选中。因此,在这个市场中,底线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租赁”的女子是否符合心意。

南宋时袁采一句“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当不应典当”把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本质给掀了个底朝天。典当,已经成为当时男性“租用”人妻人女的好听说法,典当在宋代被看作为正大光明,是商业的一种。而女子,仅有接受和跟随,并不能再有其他的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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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中下阶层的女子还“以典为荣”,因为“典妾”和青楼的费用不在一个档次,典妾显然收益更高。而且在被“租赁”期间,女子跟随士大夫游山玩水,尝尽山珍海味,士大夫对自己挑选的美丽女子自然是喜爱无比,这种日子有些平凡人家的女孩一生都难以仰望,但一旦被士大夫看上,“典当”了去,那她们就能不停地享受这种生活,还可以跟随不同的士大夫享受。

四、典妾现象背后的乱象

宋朝兴商,商人地位提高,越来越多人进入商海,从生产而言,宋朝是极具进步的,可惜,在封建皇权,儒道理学的压迫下,男女地位的失衡,终究是让男人失去了底线,女子失去了保障。

经商者变多,市场竞争淘汰者不计其数,而宋朝借贷业兴旺,不仅民间私人借贷多如牛毛,以国家“内库”为主的经纪机构还频繁放贷,大量的资本汇入市场,也让越来越多人从商、膨胀。但商海浮沉,大浪淘沙后所剩者寥寥无几,失败者心如死灰,典妻典女已经成为救命稻草。

典妻典女的本质除了人性的邪恶,还有宋朝扭曲的从商之风,不论是从商者的疯狂,妻女都可以出卖,还是放贷者的贪婪,连贷款者的女眷都敢接典。不得不说,士大夫的“典妾”之风,和他们的推动息息相关,商业也因此被扭曲解读,当有人从事“典女”事业时,就可以看出不正常的消费观念和道德观念。

南宋时,理学在打架,强调天理人欲,但在男女关系面前却又把本心弃之如尘埃,男女之风在宋朝是扭曲的,除了贵族阶级的人没被波及,中下平民百姓的思想走向极端,与其说“养女”不如说“养妓”,不如说“典妓”,可笑的是,掀起这种风尚,为之消费呐喊的还是最懂理学的那批人,说到此处,教人如何不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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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典妾并不是兴于宋代,但却风靡于宋代上层社会。其实典妾的本质与士大夫爱好风月场所,流连青楼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在一个重商重利,礼法和伦理崩溃扭曲的环境下,又延伸出了这番丑陋的色彩,这是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地位养成的弊端,更是重商风气下的深刻顽疾。而理学在两宋时兴起,两种冲突的思想本质也展现了宋代社会士大夫“执理之言,行俗之事”,他们把持道德和思想高点,却又违背自己的准则,而小商人群体,更是以此行业现象为常态,可谓两宋时期最令人难以启齿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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