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是晚清“四大名臣”。一个是个性张扬,脾气火爆;另一个则成熟稳重,八面来风。李鸿章比左宗棠小11岁,但得志要比左宗棠早10多年。李鸿章一生权倾天下,谤满天下,平生遭受的弹劾达800余次,但他均能忍辱负重。左宗棠一生也被弹劾过多次,但他多是豪气干云,直接怼回去。

在同朝为官的几十年岁月,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斗从来就没停歇过。那么他们在争斗什么?一百多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谁对谁错?史书又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呢?

今天笔者就来与读者朋友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若有兴趣,不妨静下心来一读,必有裨益。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天下有大才者,必个性鲜明。左李二人早年均锋芒毕露,不假人以颜色。左宗棠青年时才气过人,自许为“今亮”,以在野卧龙之姿评点天下大员。其对于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从来也只称兄弟,毫不愿居其下。

左宗棠青年时中举人后,三次进京考试三次落第,这是他一生小有介拂己愿的地方。尽管不是进士,然而左宗棠年轻时十分傲岸,对湖南官场上的事,看不顺眼的人事,他都要责骂甚至训斥。

然而,奇怪的是他的这种个性对他的仕途没有丝毫的影响,反而朝野共望,升官不断,终至大清一品大员,东阁大学士。

及至左宗棠60岁时抬棺出征西北,收复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创千年之奇功,其声望中外俱隆。到其晚年,连慈禧太后都要给他面子,别人就更奈何不了他。

不过,左宗棠因为骂人训斥人,年轻时还是有一次几乎招致了杀身之祸。

1858年,咸丰八年,46岁的左宗棠因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入其幕府参与湖南地方军政。

但左宗棠这个“师爷”真不是一般师爷,因骆秉章对他的高度信任,左掌握了省内军政实权,故省内大小官员来见,都要行礼参拜。偏偏永州镇总兵樊燮不买账,认为自己是朝廷亲授的正二品武官,坚持不向左宗棠请安。左宗棠问他为什么不请安,樊总兵说自己乃朝廷二品武官,为什么要向你一个举人师爷请安。

樊燮不说这点还好,一下子激怒了左宗棠,坚持要他请安。樊燮还要理论,左宗棠哪里还容得下一个镇总兵的目中无人,上前就是一脚踢翻了樊燮,并大声呵斥道:“王八蛋,滚出去!”

受此大辱的樊燮,哪里容得下这口气,于是决定要报复左宗棠。

一个人表面上的能量也许无足轻重,所轻重者乃是个人背后的力量。

樊燮平日飞扬拔扈,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靠山。此文为湖广总督官文,咸丰皇帝最信任的满族地方大员。

于是官文密参了左宗棠一本,罪名就是“劣幕”,说左宗棠越职越权操弄湖南军政。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咸丰平日最可恶的便是师爷干政,接到官文的密参后,咸丰皇帝发密旨给官文,密旨中关键的一条是:“如查实左宗棠有不法之事,可着即就地正法,不必再另行报批。”

就这样,左宗棠的命运掌控在了湖广总督官文手中。

湖南籍官场各主要人物,在得知情况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左运动”。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江苏人)、王闿运等人都参与了进来。

挽救左宗棠最关键的数三个人:郭嵩焘、潘祖荫、肃顺。

郭嵩焘找到肃顺王爷,这位力主重用汉臣的满亲权贵说,这个他现在不能出面,如果他以亲王身份为一在籍地方之举人左宗棠向皇上陈情,那么左宗棠必死无疑。

为什么呢?一个无名之乡野举人,能请得动肃亲王为其说情,这一点咸丰皇帝在震怒之下,连查实都不用了,仅这“私通权贵,结党乱政”的罪名就可立即正法掉左师爷。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儿女亲家,他知道左宗棠的大才,非常焦虑地问肃亲王怎么办?

肃亲王不愧为政治家、晚清少有的“明白人”。他说,左的事必须先有外籍官员上折陈情,陈情之后咸丰皇帝必会就此咨询于我,那时我才好说情,则事有转圆的机会。

政治家就是政治家,比读圣贤书的一班进士强多了。

于是郭嵩焘找到在“南书房行走”的苏州人潘祖荫。

这位在皇帝身边的行走,参与机要的大臣据情上了一折。潘祖荫也因这份奏折注定要名留青史。

不知是才情所激,还是神灵点拔。其奏折中在上陈左宗棠在湖南的政迹作为后,点出“湖南骆秉章之功实乃左宗棠之功”,最为出彩而千古留名的是奏折中的金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杀人救人,全在刀笔功夫。这一句深深打动了咸丰皇帝。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大清半壁江山势有不保,谁重谁轻,咸丰心里此刻明镜似的。

结果自然是樊燮下课了,左宗棠因祸得福,进入了天子的视野,仕途一片光明。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李鸿章呢,也是傲眼王侯,手低吴钩之人。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一般的人他看不上,也不值得他骂。

他骂人看对象,愈是看重的人,他骂得愈凶。他骂过部下刘铭传,也大骂过北洋军舰“定远号”舰长刘步蟾;他骂过张之洞为“白面书生”,更是常常骂左宗棠为“左湘骡子”、“左阿瞒”。

李鸿章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十分看重。一次夜访水师军舰,抓到了正在抽鸦片的管带刘步蟾。当时李并没发作,待到升帐,在公堂上酣畅淋漓地当众将士之面大骂了刘步蟾一通。

刘步蟾作为北洋水师主舰管带,也就是舰长,竟然不顾国家与北洋军禁令,私自大抽鸦片吞云吐雾。这被微服夜访的北洋统帅李鸿章抓了个正中。次日升帐才有了这次骂醒刘步蟾的当堂痛骂。

坦诚地讲,李鸿章的骂人往往有爱护惜才的情份和寄予厚望的下的期许。

严复是近代大翻译家,留当英伦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最早一批军事留学生,后来走上了翻译的道路,成就斐然。可是严复有一个恶习终生没有改过来,那就是抽鸦片。严复也曾经戒过几次,但终究毅力不行,还是抽了一辈子。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 上图近代大翻译家严复

不过,严复极其敬畏李鸿章。对于李鸿章痛心疾首的骂自己,严复心服口服。

有一次,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悄悄吸食鸦片时,被李鸿章发现了。李鸿章大发雷霆,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严复:“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简直就是“恨铁不成钢”。

李、左二人都好骂人,二人之间也多次隔空互骂。

李、左二人有过三次著名的对骂之战,都关乎大清国家大事。

1866年,在福建、两广境内的太平军余部被全数肃清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被调任甘陕总督,任务就是围剿活跃于北方的大股捻军。

1864年太平天国主力被剿灭后,尚有大量余部在赖文光、陈得才等人的率领下,和在北方活动的张宗禹、任柱所部的捻军合兵一处继续反抗。

不料,原本张宗禹所部的一支西捻军被左宗棠剿得走投无路,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左宗棠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在左宗棠的眼皮底下渡过了黄河,从陕西越过山西,进入了京畿重地直隶。

捻匪进逼,京师震动,朝廷急令各路军马救援,甚至连恭亲王都赤膊上阵,带上京城八旗神机营出京剿捻,所幸李鸿章率所部淮军及时赶到,在吴桥附近全歼了捻匪,朝野上下才松了一口气。

而直到那时,远在陕西的左宗棠尚不知自己辖境内的捻匪直逼直隶。左宗棠剿捻不但没有将捻军剿灭,居然把捻军剿进了京畿重地,这个乌龙非同小可,惊动了两宫和圣驾,搞不好是灭九族的大罪。事后,剿灭这股捻匪的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并于1867年高升一步,官拜湖广总督。左宗棠却受到大清两宫太后的委婉批评。为此左宗棠认为这是李鸿章没有在奏章中把事件讲清楚,自己抢功,让我左某人背锅。如是于是李、左二人在各自的书信中骂开了。李骂左就是个湘乡土骡子、犟骡子,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甚至嘲笑左宗棠是个武夫、连个进士也考不上。这极大伤害了左宗棠的自尊心。

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骂李鸿章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伪君子、安徽油痞子。左宗棠对李鸿章的为人与做派极其鄙视,认为李鸿章不过是攀附其恩师曾国藩起家的投机者,十足的一个小人。

对于左宗棠的怒怼,李鸿章却忿忿不平。在给其恩师曾国藩的信件中,不忘骂左宗棠是“阿瞒本色,于此必露”。

1874年之前,号称“中亚屠夫”的阿古伯趁清朝内乱之际,用10年时间侵占了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一两块小地方了。1871年俄国打着帮助清廷讨伐阿古伯的旗号夺取伊利,紧接着又进攻乌鲁木齐,整个新疆危在旦夕。与此同时,在南边海疆,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以弱旅之师入侵台湾,该事件暴露了大清海防空虚现状,东南告急,后来清政府采取讨好策略,支付日本50万两白银后日军方撤军。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加上朝廷因常年战争导致财政吃紧,只能顾此失彼。因此,1874年,清廷内部展开了一场时间长达数月的“塞防”与“海防”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塞防代表为左宗棠,海防代表为李鸿章。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列强入侵、内乱不止,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并把日本当做了假想敌,考虑到力不能兼顾,奏请清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李鸿章观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后来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中庸办法。

说白了,李鸿章认为新疆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与其增加千百万开支去收复千里旷地,不如放弃塞防,将饷银用于海防,防范强势崛起对台湾狼子野心虎视眈眈的日本。

左宗棠则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则为聚宝之盆。而且,清醒地指出“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倘若蒙古不安,则京师不保。”

所以他强调塞防与海防并举,反对削减西北战费。

不过,从后来历史的演进来看,固然证明了左宗棠收回相当于六分之一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的新疆无疑是英明正确的,也是功在千秋的,但李鸿章所担忧的东部沿海危机,最终也全面爆发,一一应验,终于酿成中国近代史上的惊天大祸。

在这场论中,在其二人私下的书信中也是对骂不断,除了因功对骂,还有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李鸿章嘲笑左宗棠是个没有进士之名的“破天荒相公”,意指左宗棠连个进士都不是,居然成了大清“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则干脆给李鸿章贴上了“卖国、误国的大奸臣”。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争,个性与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人生历史的地位

1885年,这也是左宗棠生命的最后一年了。

这一年的3月,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著名战役中,以法国的惨败收场,直接导致了法国内阁的倒台,大清的全胜收兵。本来这一次天大的喜事让左宗棠大为高兴,可是左宗棠还没高兴3个月的时间,6月11日,北京主政外交的李鸿章与法国政府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便飞马传了过来。看完条约内容后,左宗棠气得几乎吐血,深为愤恨。左宗棠对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面对《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面对大清从此易手的越南宗主国地位,面对万千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在战场上换来的军事胜利,被李鸿章等人白白断送,左宗棠久久无法失怀,郁结成疾。3个月后,即同年9月5日,左宗棠忧愤而逝,死在了福州总督衙门闽浙总督的任上。

在其去逝的前几日,左宗棠抱病向朝庭上了最后一份奏折。其在奏折中上述道:

“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带着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深忧虑,左宗棠也在1885年9月结束了与李鸿章20多年的争论与“对骂”。

左宗棠死后,李鸿章怀着复杂的心情派人送来了一副挽联:

周璇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

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这是李鸿章对于与自己对骂20多年的老同事老对手左宗棠的定评与二人关系的总结。

笔下有惺惺相惜的赞尝,也有从此失去对手、“政坛绊脚石”后丝丝落寞与忧伤。

所谓天敌,实乃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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