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病死，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听政。不久废中宗李显，立睿宗李旦，政归太后。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英公李勣(原姓徐，后赐姓李)之孙嗣英公徐敬业聚集了政治上失意的人士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在扬州举兵，以匡复唐室，拥护庐陵王为号召，一时人数发展到十余万人之多。但当时承平日久，而府兵制度尚未破坏，中央的兵力尚足以临制四方，地方新招集的军队，没有经过正常的训练，无法与中央抗衡。同时徐敬业在战略上也犯了错误，不使大军鼓行渡淮，直指洛阳，而欲南渡长江，进取金陵，以致兵力分散，无法抗拒北兵。

武则天命大将李孝逸、黑齿常之等率兵三十万，东讨徐敬业。徐敬业逆战失败，被部下所杀。坐徐敬业举兵事而受株连被杀者，有宰相裴炎、宿将程务挺等。

《朝野佥载》中记载了一件事:当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时，有“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如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鞫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告密之端，自此兴矣”。

自徐敬业举兵之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指洛阳），“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资治通鉴》记载“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武则天）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武则天以为能。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纷纷仿效。“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来俊臣又与万国俊等“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

武则天准备改唐为周，正式做皇帝，必须消灭李唐宗室和姻戚，所以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起，到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止，据《资治通鉴》记载，先后杀韩王元嘉、霍王元轨、舒王元名、鲁王灵夔（皆高祖子），越王贞、纪王慎（太宗子），泽王上金、许王素节（高宗子）等，并其子孙；又鞭杀章怀太子贤二子，史称“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者，亦流岭南”。

武则天还诛杀李唐皇室的亲党数百家，其中包括唐开国元勋裴寂的孙子裴承先（高祖女临海公主子）、高祖女常乐公主及其夫括州刺史赵瓌、太宗女城阳公主及其子薛凯、薛绍（绍为武则天女太平公主之夫）等。

武则天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外，“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这些大臣中，在位的宰相就占了十九人之多，计有宰相河东裴炎、临淮刘祎之、金城骞味道、京兆韦待价、京兆张光辅、常山魏玄同、京兆韦方质、永阳文伟、河内范履冰、河东裴居道、溧阳史务滋、清河傅游艺、南阳岑长倩、陈留格辅元、长沙欧阳通、京兆乐思晦、赵郡李元素、乐安孙元亨、陇西李昭德。被诬陷处死者的亲属，往往流配岭南。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有人密告岭南流人要谋反，武则天命酷吏万国俊前往调查处理。万国俊至广州，悉召岭南流人，一天杀三百余人。武则天又遣六道使按察流人动向，刘光业杀七百人，王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当时酷吏滥杀无辜，于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在她的统治权巩固以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先后诛杀了酷吏索元礼、来俊臣、万国俊等，以平息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