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谢造句（裁判还能这么写）
法律与文学，在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即使称不上井水不犯河水，至少也是气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行当。法律讲究客观、理性，文学则更偏主观、感性。人们常常会说“法律无情”。而文学如缺少“情”，就难以成立。我们会期待裁判文书是公义的、准确的，甚至会默认其是冰冷的。似乎没有多少人会奢侈地期待一篇裁判文书，读起来具备文学性或者具备情感的温度。
但细究历史，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维柯曾说：“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在中国古代，判词曾是一种文学体裁。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判”就是判词。仔细梳理中外历史，也会发现，能够千古流芳的，多是有“文学性”的法官。
在中国古代，州县吏往往是集行政官与司法官为一身，政事讼事一体化。所以司法官员往往同时具备文学家的身份或者追求。他们笔下的判词，不仅入情入理，而且文采斐然。不仅散骈并用，甚至以诗入判。 清朝徐士林，做过几个地方的知府、布政使和巡抚。《清史稿》写他：“日治官文书，至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虽除夕、元辰弗辍。”他也有一本判词集《徐公谳词》行世。 清代还有一位名吏樊增祥也很勤奋刻苦，他不仅遣词造句务求其工，甚至对下级报来的判词也常常援笔改之，以作示范。樊增祥甚至直接就认为，“尝谓言语、文学、政事本是一串，不会说话、不能作文之人，其政事虽妥当，而决难出色。听讼者，政事之一端，坐堂要口才，禀详要文笔。”
当然，中国古代的判词，最初是与普通文没有本质区别的。但越往后，越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成为公牍的一种，属于应用文范畴，而且是官方给定格式的应用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就列举了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等领域的八种文书样式，并要求“应当遵循”这些文件所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因此，在大的结构方面，确实没有给现代社会的法官留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
李广宇
裁判文书有一定的格式，但这不能成为裁判文书在文字上平庸、缺乏可读性的借口。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法治文明的提升，裁判文书的书写艺术，开始受到业内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之，成果卓著。一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李广宇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李广宇认为，在裁判文书还是有一片相当于“自留地”的“本院认为”部分，让法官可以在文字上发挥个性精彩，写出非套路、有影响力的文书来。“格式化的裁判文书虽然给你画好了一个一个的格子，但在这每一个格子中，你却可以跳出美妙的舞蹈。”
在格子里跳不出美妙的舞蹈，文书缺乏可读性，在李广宇看来，陷入“八股套路”的法官裁判文书，几乎等于没有做到法官的职责，“爱德华·考文说：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对于法官，会说话，主要体现在会写一手好文书。写不出好文书，其实就是法官不会说话，不敢说话。”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懂的方式实现”
出生于1963年的李广宇，河北宁晋人，1983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第四巡回法庭任职。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副主任兼新闻局副局长（主持工作）。他参与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等法律的修改，主持起草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等多部司法解释。著作涉及法学、文学等领域，包括《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读本》《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读本》《政府信息公开判例百选》《司法的温度与界限》等，以及《书文化大观》《叶灵凤传》《纽约寻书》《香港寻书》《行囊有书》《我在德国淘旧书》《猎书家的假日》等。
在行政审判领域耕耘经年的李广宇，案牍成秩，著作等身。他作出的许多卓有影响力的经典判决，是一线同仁乃至圈外人士不断研习的典范。他是怎么在“格式化的裁判文书”的格子里，跳出美妙的舞蹈的？
2021年5月，李广宇最新文集《裁判是怎样写成的》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普通人较少有机会了解，一个最高法的法官是怎么写裁判文书，《裁判是怎样写成的》用对话漫谈的方式，如切如磋，娓娓道来的风格，为大众介绍了裁判，尤其是卓越的裁判文书生成的过程，撩起了司法的神秘面纱。
全书收入李广宇70篇文章，其中包括“就地办案”、“到塌陷区去”、“一堵围墙引发的案件”、“祭城路更名案”这样的典型个案审理心得，也有教科书式的行政诉讼知识传授。而最令普通读者感到阅读趣味的，莫过于其中收入的李广宇在《人民法院报》连载的系列文章《判词例话》。在这部分文章中，除了有真实案例的原味展示、审判过程的生动还原，更是有中外掌故的信手拈来，有裁判文书撰写的具体方法论，例如“先具结构于胸中” 、“万事开头难”、“一篇全在尾句”、“能否引用学术观点”，也有关于语言风格、法律与文学的关系等哲理性话题。
在书中一篇《万事开头难》中，李广宇特别提到，裁判文书的开头非常重要。他提到自己写的“最有个性的”一个裁判文书是关于刘书平案的，“当一个公民满怀期待向行政机关寄去一份国家赔偿申请，收到的却是一份被中国邮政标注“拒收”字样而退回的信封原件，他的沮丧和愤懑可想而知。本案再审申请人就遇见了这样的境况，他转而将行政机关告到法庭，也是行使诉讼权利的当然之举。这样一个开头，很有些小说笔法。尽管有人表示不习惯，但更多的人还是感到耳目一新。读起来确实比较轻松，但却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案件信息。”
法律文书追求文学性，肯定不为了成就一个文学作品，也不光是为了艺术上的美感，而是有它特定的目的。裁判文书不仅仅具有宣示功能，还有一个任务是向整个社会解释，说明该判决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并“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也就是说，判决正确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让人容易理解、认同接受的。
李广宇特别提到，诉讼程序自始至终都是在“对话”中进行的。首先，原告和被告对簿公堂，就是在公堂上对话。他们之所以对簿公堂，就是因为他们两造之间私底下的对话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法庭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性对话的平台。“在法庭之上，法官并不经常地参与到对话之中，他更多的是倾听，所以中国古代有“听讼”的说法，但这种倾听是在为稍后的对话进行准备，他的对话，最终体现于他的裁判文书。换句话说，裁判文书，就是法官与两造当事人的一个对话文本。”
这个“对话文本”，就是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精准的叙述、生动的文字表达，把“说理”、“对话”、“法的精神”、“法律的公正”，传达得更远，传达到人心里。让人心真正接受。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句精炼、准确，富有文学性的裁判文句，其力量是巨大的。李广宇在书中多次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二战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丹宁勋爵。李广宇喜欢丹宁勋爵的文书文字风格，“特别通俗洗练，特别别致新颖，“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是丹宁勋爵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懂的方式实现。这是丹宁勋爵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