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约束人的行为、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规范是法律和道德，但在古代社会还有另一项：宗教思想。
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将过去用来劝化人心、引导善行的宗教思想斥之为迷信，但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长河里，这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齐头并进，拥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别在那些分别并不清晰、探究不求深入的群体层面，其约束威力似乎更为强大。
例如因果循环、善恶报应等思想，起初可能有明确的宗派源头，但随着文化融合以及民间化、民俗化，到后来已经很难分清某个具体的学说属于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人们只是坚定地推而广之、信受奉行，并成为深入人心、流传深远，世代相传的戒条。
直至今天的人们，在一些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老辈人那里，也经常会闪现出某些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口头禅出来，例如他们会劝诫某个人要“积阴德”。而一旦动用了“阴德”这个词汇，就说明某个行为并不违法，但实施者的道德修为又不足以令其终止该不良行为。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阴德”几乎就是在面对法律脱管、道德乏力的时候，人们所能够祭出的最后的“法宝”。对于善心善行，人们会赞叹：“积了阴德”，对于恶行罪孽，人们会悲哀“损了阴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也普遍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改善一个人命运的决定因素，主要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积阴德”被排在了第四位。
但在被问起究竟什么是“阴德”的时候，而且怎么样会“积”、怎么样会“损”，使用者、接受者却很难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所以，“阴德”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但又不甚了了的概念。
“阴德”一词最早出现的文献资料是西汉时期刘安主持编著《淮南子》一书，在《人间训》一章里说：“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在这句话里，不但提出了“阴德”这个概念，也构建出了“阴德——阳报”与“阴行——昭名”这两组关系。
按照这本著作的思想，“阴德与阳报”、阴行与昭名”是有着前后、因果关系的。但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阴德”又是如何导致“阳报”、“阴行”又是如何产生“昭名”，甚至其最基本的概念“阴德”究竟是什么，作者却并未作详细论述。
直到隋朝，有一个叫李士谦的人，才将“阴德”以及“阴德”与阳报、阴行、昭名之间的关系论述清晰。而且他将这种关系作了一个形象且精彩的譬喻，让人更加容易理解、便于传播。
李士谦字子约，是赵郡平棘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赵县人。李士谦学识渊博、事母至孝，一生经历了两朝。北魏时期，他曾经在广平王元赞府里当过参军。北魏灭亡、隋朝建立之后，李士谦则归隐山林，终身再没有做官。
李士谦是一个非常富于传奇色彩的奇人。他的奇异之处有：从少年时期就吃素；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但救济乡邻非常豪爽；一生乐善好施、救人急难，修桥补路，做了无数好事；他思维深邃，在法律、政治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宗教、玄理等感悟深刻，例如他就曾经说用“佛像太阳，道教如月亮，儒教似星星”来论述佛、道儒三者的差异。
李士谦活了66岁，他去世的时候，闻讯而来送葬的人数超万，可见其声望之高。他一方面力行善事，另一方也通过与人争辩、谈论等方式，用天道轮回、善恶报应等思想教化人心。
因为善行累累、善名远播，所以就有人当面赞美李士谦：“你是个阴德很多的人啊！”但赞美遭到了李士谦的反驳，李士谦说：“所谓阴德者何？犹耳鸣，己独闻之，人无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阴德之有？”
李士谦用耳鸣来譬喻阴德，说阴德就像耳朵鸣响一样，唯独自己能够听到，别人是不知道的。他认为他所做的善事，因为其他人都知道了，所以算不上阴德。
可见在李士谦这位奇人心目中，所谓的“阴德”最根本的就是要“阴”，也就是要隐秘，隐秘到唯有自己知道，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默默无闻、不求回报地关爱他人、利益他人、造福社会。而那些无意被他人知道，甚至肆意宣传，故意让人知道的善行，都不属于阴德。
阴德的隐秘性特征，在《朱子家训》里表述为：“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在《菜根谭》里又表述为：“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
在“为恶”究竟该不该让人知道这个问题上，洪应明与朱柏庐这两位思想家发生了分歧，一个认为应该担心别人知道，也就是当事人如果心存畏惧，就说明良心未泯；一个认为倘若因为担心别人知道而掩饰，那就是恶上加恶，罪大恶极。
但两位思想家唯独在“为善”该不该让人知道这个问题上看法高度一致，认为都应该保持其“隐秘”性。可见在李士谦、洪应明、朱柏庐等人心目中，一旦做善事的时候让人知道（特别是故意让人知道），就有了沽名钓誉、利益交换的嫌疑，做善事的心底便不够纯净，所以算不上真正的善行，因而不能算作“阴德”。
看来莫要说古人，即便在今天的行为学、社会学、法学领域，人们还是非常注重人的某种行为的“主观状态”的，佛教的术语将之称作“发心”。在佛教《金刚经》里，则强调要“无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更进一步突出了做善事“发心”要纯正、无私、无求，即无我状态。
但在现实中，毕竟能够达到李士谦或者佛教强调的“无我”状态的人很少，许多人也希望通过做善事能够获得美好的名声或者来自社会的良性回报，这显然就违背了“阴德如人耳鸣”的原则，于是就不该提倡那种为了有意无意就“出名”了善事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不论一个人做善事的动机、目的（主观状态）如何，但只要是善事，就会有益他人、贡献社会，从外在效应和社会效果上，“隐秘”的、“不着相”的善事，与有心而为、善名远播的善事，其结果并无差异，还是应该积极提倡。例如某些企业家在做善事的时候，大肆邀请媒体广泛宣传，这种情形也不应该被排斥或鄙夷。
于是就有了一个与“阴德”相对应的概念“阳德”。“阳德”就是那种不隐秘的，并且很快得到了名利回报的善行，《了凡四训》里将其定义为“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那对于一个人而言，是默默地“积阴德”好呢？还是大张旗鼓地“行阳德”好呢？
《了凡四训》也对“阴德”与“阳德”的差异作了如下论述：“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意思是说，积攒了阴德，会获得上天的回馈或者报答，如果施行了阳善，则会享受到当前世界给予的美好名声。古人有今生来世、六道轮回的说法，所以前者强调来世收益，后者突出当下效果。
从立场看，《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显然是倾向于支持“阴德”的，因为他接着说：“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不副者，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
这就是说，名声并不是好的东西，特别是虚名，但凡世间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也就是为了名声而特意宣传，或者夸大效果甚至捏造情节的人，往往会遭受灾祸。《周易》中将这种情形总结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而那些只是默默做善事，不求名声远播，甚至没有过错而背负了恶名的人，其后世子孙会突然间飞黄腾达。可见，“阴德”与“阳德”还有一个差异就是：阴德的效果在来世或者后世子孙，而阳德的效果重在自己和当下，是一种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而阴德显然收益慢，但收益却更高。并且特别强调，即便是不应该被社会所排斥的“阳德”，也必须真实。
从隋朝的李士谦到明代的袁了凡等人，经历漫长的历史长河，他们以“玄理”的方式，系统形成了以因果循环、善恶报应为基础理论的“劝化”学说。如果抛开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来看待，一个默默无闻做善事的人，其行为必然会潜移默化地给家风，乃至后世子孙的成长以积极的影响，那么所谓子孙“骤发”也就绝非是偶然，而是合乎情理的必然情形。
倘若为人处世虚伪奸诈、投机取巧、欺世盗名，不但自己会遭受来自外部的恶性回馈（奇祸），也必然不利于子孙美好品德的培养。如果我们能够抛弃这套理论中的迷信色彩，借鉴其中的科学、合理成分，将之用于修身齐家乃至更多行为，相信也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