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2015年2月4日，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在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支持申请人铜山区民政局的申请，撤销被申请人邵某、王某对女儿小玲(化名)的监护权，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为小玲的监护人。
中国自古有“虎毒不食子”的人伦古训，但对于监护失责、甚至侵害，鲜有惩戒的先例。这些年，因儿童缺乏得当监护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2012年11月，贵州毕节5名男童寒夜取暖被闷死在垃圾箱;2013年6月，南京吸毒母亲将两个女儿反锁在家致双双饿死;2013年9月，南昌一对小姐妹爬进家里洗衣机不幸被绞死……意外风险的背后，也警示社会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反思。
[综合分析]
司法远离监护权，根源还在“身份本位”的根深蒂固。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亲权国家而言，家庭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维系家庭稳定几乎等于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所谓“清官不理家务事”，其背后的说辞无非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强行介入将可能动摇社会内在结构的根基。但现代法治却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之上的，哪怕是在同一家庭，成员之间也各自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这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时代，个体的合法权益哪怕是遭到家庭成员的伤害，司法也有义务提供救济。
对于失责或失能父母，继续放任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对孩子而言，无异于“羊入虎口”。因此，“撤销监护权”，在理论上是必要而现实的惩戒手段。
保护孩子，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撤销监护权”使得孩子免于继续遭受侵害的危险，而扞卫威严公正的监护制度，才是为儿童权益保护锻造出真正值得信赖的铜墙铁壁。
儿童的最高监护人并不是父母，而是国家。在虐童、家暴问题上，司法只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用发挥也有赖于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社会的全力配合。
[对策措施]
“撤销监护权”只是难度不小的第一步，接下来，应该还有紧跟其后的“两步走”：
一是真正解决“撤销”后的后顾之忧。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但这种兜底制度需要地方部门拿出真金白银，让“撤销监护权”的孩子尽可能及早“回归家庭”。
二是追究被“撤销监护权”父母的法律责任，以此警示监护权对应的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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