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奢侈的寇准为何被百姓演绎成贫困清官？

一说到北宋名臣寇准，许多人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身穿补丁衣、腰悬醋葫芦、清廉简朴到了极点的寇老西儿形象。刘兰芳的长篇评书《杨家将》中寇准是这样出场的：“头戴的纱帽翅，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用什么东西绑着，往下耷拉着。”

而寇老西儿招待京城来的钦差的方式竟然是“把草帽摘下来，撕下一圈，用手搓巴搓巴放到壶里、沏上水”，还起了个名字叫“圈茶”。

生性奢侈的寇准为何被百姓演绎成贫困清官？

可是，历史上寇准的真实形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宋史寇准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而作为寇准后辈的司马光在给他儿子的教导中也这样谈到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寇准这个花花公子为什么会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寇老西儿呢？这就要从老百姓的心理来分析了。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理想化地把忠诚清廉与简朴贫困联系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建立了一个忠臣必然清、清官必然穷的等式，好像不做苦行僧就不是清官似的。

从历史上来看，寇准毫无疑问是个名臣、是个忠臣。特别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国南下攻宋，兵锋直抵黄河北岸，北宋朝野震惊，许多人甚至主张放弃都城南逃。这时候，是寇准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反对南迁，这才使军心渐渐稳定。

在射杀辽军先锋萧挞览，挫败了辽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之后，寇准又主持谈判，以相对有利的条件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国与中原王朝近百年的战争，开始了宋辽之间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杨家将没有做到的事情，寇准却做到了，实在是了不起！

既然是名臣、忠臣，按照脸谱理论，寇准就该是个红脸；既然是红脸，就该清贫。要是一个红脸整天“性豪侈，喜剧饮”，那该让人们多不好接受啊？！于是乎寇准的酒肉宴席没了，蜡烛也熄火了，只能去喝“圈茶”了，人们也就舒坦了。

虽然在理想中，老百姓总是期望官员们个个都是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即使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也是几乎不存在的。清官也是人哪！除了个别圣贤和苦行僧之外，是人就想过好日子，不想喝“圈茶”，包括寇准在内的千千万万清官也不例外，这是基本的人性和社会规律，没有什么好惊奇的。

当然，这里绝不是说腐败无罪、贪污有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不可能满足官员的所有需求，对过度的贪婪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但是，一个好的制度应该能够让一个清官过上体面的、正常的生活。否则你将区分不出“贪腐”是出于正常的需求还是过度的贪婪，从而无法对贪腐进行真正有效的打击。

生性奢侈的寇准为何被百姓演绎成贫困清官？

事实上，寇准的“奢侈”与清廉并不矛盾。要知道北宋大臣的待遇是不错的，其宰相和枢密使一级的执政大臣的年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即使是把寇准当反面教材来用的司马光，也只是说他没有教好儿孙，以至于“今多穷困”，而承认他本人“功业大，人莫之非”。

应该说，寇老西儿只是一个存在于虚幻世界中的圣贤，而寇准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如果只是说说评书、过过嘴瘾的话，人们对寇老西儿的向往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给社会树立一个虚拟的道德楷模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了真，变成了制度，真的要求官员们都得是寇老西儿，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明朝正一品官员的年俸是1044石禄米，依次递减，最低的从九品是60石。光从数字上来看也许还说明不了很多问题，一年几百石粮食，虽然算不上宽裕，但过个一般的小康生活应该还是够的吧。

但要命的是，这些禄米的一半以上是用大明通行宝钞支付的。由于明朝政府滥发纸币，宝钞的价值早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宝钞的市价就跌到了官价的 1/4，永乐年间更跌到原价的 1/30以下，所以这些所谓“折支”的部分俸禄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克扣了。

这就意味着一名位极人臣的一品大员一年的薪俸仅有大约40石粮食，这里面还要包括他自己的大部分办公开支。这让他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如何支付交际应酬的开支、如何去供应自己的幕僚和差役们呢？要知道这个数字只是宋朝同级官员俸禄的不到1%！

极度寇老西儿化的制度的结果是什么呢？与朱元璋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但没有人人争做寇老西儿、喝“圈茶”，反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前赴后继地要去当蔡京、高俅。

生性奢侈的寇准为何被百姓演绎成贫困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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