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70-90年代的20年间，清政府打了两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一为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一为李鸿章指挥下的甲午战争。
战争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左宗棠以花甲之年，抱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信念抬棺远征，用了两年的时间打败阿古柏，一举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被梁启超称赞为五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李鸿章指挥下的甲午战争则落个筹备十余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的结局。
这两场战争很有对比性，在左宗棠进行西征前，清政府高层正面临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收复新疆耗费巨大，经济上不划算，主张对新疆实行羁縻政策，招抚阿古柏为藩属，把省下的军费用作海军建设，以保障东南财富之地。
左宗棠则认为海防与塞防并重，两者不可偏废，在新疆已脱离中央政府管控的情况下，塞防尤为紧迫。左宗棠早年曾与林则徐晤面，林则徐预见他日俄罗斯必为中国西北大患。临别前，他将自己整理的有关材料交给左宗棠，期望之心，溢于言表。
新疆地位之重要，左宗棠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如果新疆有失，则北京不稳。最终，在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下，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臣，全权负责收复新疆事务。
俗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行军打仗花费巨大，此时清政府刚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没几年，民生凋敝，国家收入捉襟见肘。钱从何出呢？
为了支持左宗棠出征，清政府几乎掏空了国库，除了户部交付的200万两白银，全国各省还凑了300万两，但是战争开销大，很快五百万两银子用光。不得已，在朝廷的授权下，左宗棠于1877年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以广州、福州、上海、汉口四地的海关收入做抵押。
此后，至少又借了三次，1877年分两次共借800万两；1878年再次借款350万两。加上先前1875年借的249万两，前后四次总计借洋债1899万两。
此外，左宗棠大军出征时，山西商人乔致庸也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负责为军队筹办粮草，汇兑朝廷的军饷。
从1875年战前筹备到1878年将阿古柏势力逐出新疆，前后开销2700万两银子，其中军饷抚恤、奖金、粮食后勤占了大头，为军费支出的7成，反倒是作战消耗的军火武器弹药只用去了西征经费的一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甲午战争，李鸿章一手打造的北洋水师，包括购买舰船、海防协饷、官兵薪粮、日常训练费用等,前后十年间，花费了3000万两白银。
而在甲午之战中，清政府军费开支又花了六千万两白银。再加上之后的割地赔款2.3亿两，共计支出3.2亿两，这还不包括台湾被割占。
即便是只计算甲午战争军费开销，六千万两白银亦非小数目。但是结局却让人无不痛心。
左宗棠用2700万两白银收复新疆，李鸿章花了6000万两白银却一败涂地，为何会有如此结局，很值得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