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头条号坐古谈今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廿一（1784年2月11日），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这一天从北京皇宫出发，晚间在房山的良乡黄辛庄行宫过夜。一路上，乾隆是不断地给各地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发谕旨，无非就是：我所过之处不要铺张浪费迎接，所过之地免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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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南巡震慑天下的用意
很显然这些都属于官面文章，你显得寒酸了，代表着给皇帝丢脸、治理无能。你显得太奢侈了，皇帝心情好的时候你有赏。
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该倒霉了。例如四十五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因为接驾时太过奢侈，受到训斥。两年后，王亶望就因为在甘肃为官时主导的“冒赈案”被抄家，最终被杀。
乾隆南巡：出京
由此导致，清朝最大的集体贪腐案被查处，直接被处罚的官员高达一百七八十人。包括陕甘总督（后续牵连闽浙总督）在内五六十名中高级官员被杀。
所以，皇帝的话要正反都要琢磨，除了像秦始皇那样观察、震慑民情外，乾隆南巡观察百官也是重要目的之一。
2月12日夜，乾隆南巡的队伍在涿州行宫停住，弘历在此过夜。
2月14日夜，在高碑店市新城镇的紫泉行宫过夜。
2月15日，在继续南巡途中，乾隆忽然看到一份奏折，看完之后乾隆哈哈大笑。厉声曰“奴才！你这个老奴才，都这么大岁数了，竟干出此等龌龊之事！实属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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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奴干了什么事儿？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原东陵内务府总管、马兰镇总兵满斗，因为年龄较大已经赋闲在家。1784年时，他已年过八旬了。即使按照最低的周岁80计算，这位满斗最迟也要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这位年过八旬的二品大员做了什么事儿呢？原来，乾隆四十八年二月，由陈黑子做保人，满斗买下了大兴县百姓郑荣一家四口人：一家之主郑荣、郑荣的妻子郑刘氏、郑荣的女儿二妞、上门女婿高受儿。
二妞长得挺好看，八十多岁的满斗一看淫念陡升。过了不久，满斗让二妞晚上服侍自己，就在这时，八十多岁的满斗兽性大发。二妞那时二十来岁，因此，抵抗满斗还是可以的。满斗费了半天劲儿阴谋没有得逞。
这下儿，满斗就该没事儿找事儿了，经常借故殴打郑荣一家四口人。没办法，郑荣便率领家人，在四月间逃到为这项“买卖”做保人的陈黑子家。希望陈黑子说情，郑荣立刻筹措银两给全家赎身。
陈黑子是什么来路，我看到的史料上没有，但应该是个厉害角色。所以，满斗一个月后才有行动。五月十二日，满斗派家人二小率人抢走郑荣、刘氏、二妞。女婿高受儿早跑了。
五月十二日被抓回来后，八十来岁的满斗亲自动手殴打三人，把郑荣的屁股都给打烂了。然后，让二小率人看着郑荣夫妻，找辆车拉到城外的坟（这个坟应该是满斗的祖坟）上，关入看坟人的院落。
二妞呢？还用说嘛。当天晚上，二妞就被宣布：正式成为满斗的妾。
五月十三日，郑荣伤重去世。刘氏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被芦席裹吧裹吧草草掩埋，虽然心痛也没有办法。
五月二十四日，满斗奉命跟随乾隆去热河围猎。三个月后回来，继续对二妞进行折磨。
第二年，正月十八日（1784年2月8日），郑刘氏逃出满斗的家，前往陈黑子家中寻求帮助。陈黑子立刻让人为刘氏写了一份状纸，带着状纸，郑刘氏便在正月二十日前往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衙门）控告满斗。
乾隆前脚从北京出发南巡，后脚九门提督就接到了状纸（2月10日去告状，九门提督未必看得到）。九门提督一看案情重大立刻调查，之后走程序上奏乾隆，2月15日，满斗的这件事儿就被乾隆看到了。可以说步军统领衙门的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
乾隆的回馈也很迅速，在经过两次问询之后，因为案情很简单，便于2月29日下旨。大概意思是：
按照之前已有的案例，例如正白旗文渊阁领阁事舒赫德的次子舒宁，祖大寿的侄孙、正黄旗汉军世管佐领祖尚德等人的类似罪行，满斗应该被发配到伊犁当差。但因为他已年过八十且做过三品以上的高官。所以，加恩允许其只要捐赎罪银7200两就可以免罪，在家居住不许外出。同时给郑荣家20两白银作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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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斗一案，充分展现封建社会的法律、皇帝圣旨等具有某种“欺骗性”
通过上例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其一：乾隆对此案根本没有当回事儿，从其对此案的批语上就可以看出，只是把满斗霸占女仆，作为一个“新闻”，八十多了还能干出这种事儿，纯粹是一种笑谈。当时，乾隆就说“此等事从前如舒宁、祖尚德俱经犯案，虽无甚奇。但满斗年逾八旬，尚有此少年无耻之事。实属可笑。”
其二：乾隆对于八旗子弟的袒护，已经达到难以被人认可地步。
其三：乾隆对于“赎罪银”的收取已经到了病态程度。只要贪腐官员、为恶官员，能交出“赎罪银”就能免罪甚至不用有罪。那么，赎罪银是给谁的？交到内帑，作为乾隆的私房钱。乾隆利用“赎罪银”，已经将国法作为“巧取豪夺”的一种手段。
作为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皇帝，乾隆在其统治的六十多年历史中，最为明显的两个特点就是：国语骑射、十全武功。而这两个都是以维护八旗作为主流。因为这个根本因素，所以，对于之外的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顾。
乾隆对于八旗子弟的袒护，一方面是在不断的强化“胜利者”特权；
一方面也是在强化“等级制度”。虽然，康熙、雍正、乾隆对于固有的“贱民阶层”不断地给予“解放”，但这种“解放”其一是为了税收，其二希望通过“贱民阶层”解放，使自己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得到更多汉人的支持。
清朝对于“贱民阶层”的解放，是清朝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历朝“贱民”是不进入人口统计的，而清朝不断地将“贱民”纳入人口统计。
然而，对“贱民阶层”的“解放”在实际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对于满斗一案的处理就充分说明这种“解放”是多么具有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