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作为一代文体有其特殊的文化历史和文学魅力，很多文章的和学者都提到汉赋是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汉赋从文体到内容，甚至是思想都与楚辞有很大的相似性。汉代有骚体赋之说，骚即代表《离骚》，《离骚》是楚辞这一文体的代表作，屈原是楚辞的宗师，看完《离骚》，再去阅读汉赋家的作品你就会有很深的感触。刘勰、宋祁、章学诚、刘熙载无不认为汉赋来源于楚辞，其实汉赋对楚辞的继承是多方面。
思想的继承，也可以是说精神上的继承。汉赋于楚辞有相承相因的关系，以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主要抒发的是作者怀才不遇、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悲伤情怀，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谗臣进谗误国的愤慨和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心，对君主的讽谏。这里的情感有悲伤、缠绵、愤恨和坚决，屈原门生和后继的楚辞作家也没有跳出这些思想和情感，如《卜居》表现屈原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渔夫》则展现出屈原内心经历的混同世俗与正道直行的思想斗争及其抉择。
这些思想被汉赋家继承并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出来，例如贾谊，他与屈原产生共鸣，他被贬长沙，作品中带有强烈的感叹、愤恨之情，他的《吊屈原赋》控诉了“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不公平的社会，凭借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忧愤。赵壹也同样如此，他在《刺世嫉邪赋》“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表达了对黑白颠倒社会的的强烈不满，赵壹于屈原相较更直接。哀怨情节突出的还有司马迁，他的特殊经历与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赋也愤世嫉俗，满腔愤慨。
思想的继承还表现于对神鬼的敬重，有学者在《楚辞》和《汉赋》中做过统计，“神”出现的次数最多，89次占总数的49%；“灵”出现67次，占37%；而“鬼”出现14次，占8%，人死则为鬼。不难看出，“神”是楚巫首要崇拜对象，楚人对祖宗的鬼也很敬重，但与神不可同日而语。汉赋家的作品亦是如此，这是对楚辞从宗教思想上的继承，楚地思想开放，越人首要崇拜的是鬼，黄河的流域的中原地区在战国则是百家争鸣的战国士思想横行一时，在他们眼里巫术是蛮荒的象征。
楚辞来源于流传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巫歌，这种巫歌孕育于原始宗教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楚地文化。《招魂》便是典型的代表，它以神灵之间的呃爱情生活为主题，把神人化，赋予人的情感。屈原流放其域，行文写作、抒发情感，借用芳草美人、问卜降神、天国神游等巫文化作比兴事物。这个宗教的思想的继承有其社会根源，其一汉代统治阶级多为楚国出生，这就造就大量汉赋家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和贵族的喜好可以为之；其二赋得大量排铺，想象的丰富、自由无束的联想也是这一思想被保留集成的原因，；其三神鬼作比喻高尚情操，到了汉代已有定式，汉赋家很难跳出这个创作上的心理定势。桓谭的《仙赋》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神灵巫仙的描写，有迎合汉成帝的长生享乐成仙的思想之意。
楚辞有浓烈的讽谏意味，从《离骚》中思想可以解读出：希望君王从历史人物中吸取教训，这点汉赋虽然讽谏意味不足但还是有所保留，汉代赋家无论盛世还是乱世都有讽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以夸耀的笔调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歌颂了统一王朝的声威和气势，即使这样也不枉讽谏，赋中他从一个理想的君主，写到“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引出节俭，归结到讽谏上来；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从帝王的奢华无度到称颂节俭，弘扬礼仪，莫不是讽谏吗？
汉赋可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机构恢弘，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往往一篇赋成千上万言。汉代贾谊、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都是写大赋的高手。而小赋则摒弃了大赋的辞藻、篇幅等方面的缺陷，保留汉赋的基本文采，创造出篇幅脚下、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片小赋，赵壹、祢衡、蔡邕等是写小赋的高手在我们现在所认同的汉赋多是大赋。
从巫歌到楚辞，从楚辞到散文化，再到骚体赋，最终汉赋的形成这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继承变化的道路，汉赋的辞藻华丽是继承于楚辞的，楚辞特别强调明确的空间感，很多楚辞中可见作者在构筑一个宏大的空间，如《招魂》，这个空间的构造就需借助大量的铺排、辞藻来堆砌，汉代赋家受其影响，亦在作品中出现大量铺排、堆垛辞藻，以至到后来汉代赋家好用生僻字，受到后世学者很多诟病。汉赋多是四言，六言的赋体，这是继承诗骚的形式。此外汉赋中还常出现如楚辞的使用对话形式，《离骚》中有大量的对话形式，《卜居》《渔夫》则是整篇采用对话形式。汉赋亦有，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难蜀父老》，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杨雄的《长杨赋》、《逐贫赋》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短小的抒情赋，可以从宋玉的《九辩》中找到点踪迹，《九辩》在楚辞和汉赋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境界不及《离骚》，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新主题，这个主题在汉代以及后代广大士林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便是汉代小赋主要的主题，这里没有国家命运，没有讽谏警醒，有的是个人悲情愤怨。
1.表现纯洁美好的人格即不见溶于浊世而又难以改变初衷的失意、忠愤之情；2.具有缠绵悱恻、哀怨伤感的情感基调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3.借用芳草美人、问卜降神、天国神游等巫文化作为比兴事物；4.具备楚声、楚地、楚语、楚物的地方特色，运用带有“兮”字的回肠荡气的散文化句式。
从汉赋的发展来看这些特点都有继承，也许会问为什么不直接沿用楚辞更简单，或是重新创造一种文体。从战国到秦，再到汉，汉赋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有其很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屈原创作所代表的楚辞，是将战国士文化注入了楚辞创作中，战国士文化是以战国史林为历史创造主体，以品天下一统江山为目标、以思想解放自由创造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思潮。屈原是出生于贵族，生长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又曾一度位于统治决策曾，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战国士林文化，同时又深受南楚文化的浸润，巫文化的熏陶，由于政治的挫折，他使两者结合创造了特有的楚辞，这极具楚地特色的文体。
到了汉代，上层统治阶级和贵族多为楚人，对楚辞这一极具楚文化的文体的偏好是自然而然的，对其复兴也是尽心尽力；而从另一方面，汉代大一统，独尊儒术，对楚辞的发展又是有相当束缚的，统一和发展中的大帝国又需要一种文体去张扬统治阶级的和百姓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样汉赋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又有了变化，以满足社会的发展和政治需要。而汉赋夸饰之风背后又隐含着汉代赋家在社会政治生活地位中的下降，蕴含着在政治生活中被欺凌与侮辱的无可奈何，与只能依附于政治的愤慨，正是有这种情怀九接受和认同了屈原的精神，并把自己的苦难与屈原的破碎之心融为一体。这也是对楚辞精神继承的原因之一。
继承楚辞却与楚辞不同的汉赋，仅仅是继承是不能成为一代文学的，汉赋必须有创新。创新一，多种句式的交错应用，这中创新源于枚乘的《七发》根据叙述和描写的不同学要采用不同的句式，韵散结合，极富文采。创新二，对楚辞中自然描写的超越，汉赋作家将自然景物之于客观地位，赋中也有出现对自然的征服，体现了积极向上的心态。
总而言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没有楚辞就没有汉赋；汉赋是接受了楚辞的诸多因素形成的，汉赋的许多优点是对楚辞的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