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学德
达豪集中营有一种酷刑，就是让犯人从事一种毫无意义的劳动，把一堆石头从这运到那，然后，再从那运回来，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直到人发疯、自杀。一旦失去意义，人就活不下去了。在集中营中，居然曾出现宗教热。人就是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活下去。
编者按：2015年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在波兰集中营博物馆举行纪念活动，有49国政要及300幸存者参加。2005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境界》特编发此文，回顾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德国达豪集中营见闻录，铭记历史，启迪反思。
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达豪（ Dachau）集中营 ，铁门上铸造了两行大字：“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
这是达豪集中营最著名的口号，出自德国作家Lorenz Diefenbach1872年的小说《劳动使人自由》，这也是纳粹其他集中营的共同口号。
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正式启用，一直使用了十二年，直到1945年被美军解放。这是德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使用如此之久的集中营。80多年后的今天，朋友带我走进达豪，亲眼目睹这非常所在。
“人种政治”分类学，从此你不再是人
当年走进这里的囚犯，头发和身上的毛发都被剃光，裸体进行检查、淋浴、消毒，换上囚服。佩戴上是哪一类人的胸章——涂上不同颜色的一个三角形。然后，被关到囚室中。看不见的恐怖，今天似乎还在四下徘徊。
一张张大照片，显示了纳粹主义的“人种政治”分类学，国家敌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君主主义者、犹太教徒、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耶和华见证人、同性恋者，都属于必须从社会上被清除的同一种类：“人民的祸害”，共享一个罪名：“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民主党人等政治犯佩戴红色三角形；耶和华见证会人，紫色；同性恋者，粉色；吉卜赛人和其他“反社会”或“好逸恶劳”的人，黑色；普通罪犯，绿色。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字被取消了，从此按照数字编号，这意味着，从此你不再是人，仅仅是一组数字，随时可以抹掉的几个字母和一个彩色的三角形。
一张张“活人医学实验”的照片，让我的心揪了起来。多年前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那些“活人医学实验”的故事，曾令我心惊胆颤。现在清晰的画面就在眼前，冻僵了的囚犯被放到热水中，实验人员记录下他们复苏的数据，但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他们闭上了眼睛。另外的照片显示，高压舱内，囚犯被持续加压，直到死亡。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说，党卫军医生从事这些“活人医学实验”，德国“全国成千上万名第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的罪行，但从所有的文件来看，这些人一生中竟然没一个人提出最轻微的抗议。”
这是为什么？
美国思想家薛华在其名著《前车可鉴》中梳理历史：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生的每个方面，发展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都是必然的过程。1872年巴佐特更将该理论应用在民族发展上，形成种族主义。
这种思想延续下去，必然产生纳粹运动。希特勒本人就曾说，自然界定律一定离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基督教和基督教所讲的仁慈应该被“弱肉强食的伦理观”取代。有这种想法，用毒气杀死600万犹太人的行动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纳粹兴起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当时在德国传统的基督教舆论的影响力已消失。
地狱之门：“请记住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死亡的”
在极其压抑中，我和朋友走出了长长的展室。展室正中央前，一组深褐色黑色的巨大青铜雕塑，悬在半空上，七个只剩下骨头的囚犯身体，犹如骷髅一般，或躺，或跪，弯曲着，倾斜着，向四方伸出了瘦得变形的手和脚，但一面巨大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的如鸡爪子一般的手正被倒挂在铁丝网上。
这是在饥饿与死亡面前挣扎的囚犯。1968年十月，艺术家Nandor Glid把这组群雕献给了在集中营遇难的纳粹囚犯。
雕像面对着空旷的大广场，它能容纳几千人，这就是当年的“点名操场”。点名非常严格。只要你不死，就必须亲自参加点名。如果你死了，你自己来不了，但在被正式注销前，其他人必须把你从囚室中抬到你所在的位置。
站在这，怎么也无法想象当年站在这里的人，每天早晚两次，列队，立正，屏息，被点名，被训斥，被惩罚，被羞辱，被叫出来，被自杀，被枪毙。
达豪集中营著名的军营X建筑，就是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
入口处，在一排松柏的树荫下，立着一块青灰色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请记住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死亡的。”
我们走进焚尸房，两座焚尸炉就在眼前。每座焚尸炉有两个炉口，现在都敞开着，空空荡荡。而当年，每台一次可以焚烧两三具尸体，一个个囚犯就是在这里被扔进炉子里，烧成灰烬。日日夜夜，没有呻吟，没有叫喊，没有哭泣，没有一行写下的最后文字，更没有亲人陪伴，只以待罪之身，孤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化为灰烬。
没人知道这两座焚尸炉焚烧了多少囚犯，在集中营后期，这里一天到晚烧个不停，直到达豪解放。美军到此后发现，大约还有7500具尸体没来得及焚烧。衣物堆积如山。
战后，有关部门要拆除这座焚尸房，被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制止了，他们要留下纳粹党的罪证，让世人看到，一个不受限制的极权制度会造成如何的灭顶之灾。
焚尸房与毒气室直接相连。举世闻名的毒气室不到两米高。我的腿发软了，胸口闷，那种窒息的感觉好久没有散去，心一阵阵地痛，欲哭无泪。接下来的一个房间，也是空空荡荡，只在门上方写着一行德文字——“Brausebad”（淋浴室），被押送到这里的囚犯，被骗说要进去洗淋浴，他们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走进了那一扇门——地狱之门。
1941年，第一批苏联战俘被押送到德国，他们在途中被折磨死，从火车站到集中营，走不动了，就被装进卡车中，到了集中营后，仅仅几天，6000名战俘全部被枪毙。整个二战期间，共有大约370万苏联战俘被送到德国。在达豪枪毙了多少战俘，具体数字永远也不可知了。
囚笼里的聚会，“天堂的缩影”
在达豪集中营，一天至少劳动9到11个小时，每周7天。犯人只有高烧超过了40度（104F），或站不起来了，才可以停止劳动。“劳动使人自由”变成了“劳改直至死亡。”
劳改犯们在饥饿的状态下从事劳动。由于缺少维持生命的最基本食物，许多囚犯被活活饿死。1945年，当纳粹集中营被美军解放时，自由了的囚犯，终于吃到了美军供应的丰富食物，万没有想到，因为胃早已不适应如此丰富的食物，特别是肉，上百名的犯居然被“撑”死了。
就在达豪集中营解放三天前，据希姆莱的命令，7000名囚犯，在党卫军的冲锋枪下被迫转移。在这六天死亡行军中，这些身体虚弱又饿得半死的囚犯，任何一个人如果走不动了，立即被枪毙，还有许多囚犯，没等被枪毙，就已饿死累死倒毙在路上。
在达豪劳改营，还有一种酷刑，就是让犯人从事一种毫无意义的劳动，把一堆石头从这运到那，然后，再从那运回来，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直到人发疯、自杀。由于无法忍受痛苦，看不到活下去的任何意义，一些囚犯选择了自杀或逃亡，但都死了。
弗兰克说：“人会为意义而生，也肯为意义而死”，一旦失去了意义，人就活不下去了。“正因为寻找意义，包括在苦难中活下去的意义，因而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在集中营中，居然出现了宗教热。”弗兰克说，“人就是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活下去。”
20世纪反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三本独特著作之一《密室》所记录的柯丽·邓·波姆一家人在二战期间集中营内的真实经历，给出这样的见证：在黑虱遍地、尸体成堆像阴间一般的集中营里，信仰却保有了人的尊严，通过一本藏起来的荷兰文圣经。
柯丽也深深体验到，集中营里有太多毫无意义的苦难存在。从早晨直到夜晚熄灯时止，只要女囚们不必出去排队点名，就聚在一起。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她们不明白为什么总有无人监视的时刻赐给她们，她们好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弃儿，围着一堆熊熊的烈火，围聚在圣经旁边，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圣经中的光与热来护庇她们。
在淡弱的光线下，柯丽重新翻开那一页。“这就是了：‘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似乎是特别为集中营的生活而写的。
她和姐姐越来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留在集中营里，她们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人，并用实际行动显明爱的力量比恨更大。渐渐的，集中营中的女犯由常常扭打咒骂、毫无尊严的状态转向习惯说“对不起”和“没关系”。
“我们周围的黑夜越深沉，神的话便燃烧得越明亮、越真实、越美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柯丽写道，“当碧茜读这段圣经时，我抬头望着周围的人，每人脸上都发着光。得胜有余！那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经历到——我们胜过了贫穷、仇恨和饥饿。我们得胜有余。那不是说‘我们将会’得胜，我们是现在就已经得胜有余了！在集中营有两个不同阶层的生活，二者互相径庭。其中一个是外表看得见的生活，这种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另一种乃是与神同在的生活，这种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更好，真而又真，荣上加荣。”
柯丽记录下的第28号集中营内的崇拜聚会十分特殊。一次聚会也许包括一群罗马天主教徒用拉丁文诵念圣母经，有一些信义会教徒低声唱一首圣诗，再配上一组东正教妇女的低声吟唱。每一刻她们周围的群众都会增加，大家挤在附近的木台上，或者吊在床边，直到那些高高的床架开始吱喳发声，向下倾斜。
最后由碧茜或柯丽打开圣经，因为只有荷兰人才能听得懂荷兰文的圣经，她们用德文把经文大声译出，就听到这个赐人生命的道理被人用法语、波兰语、俄语、捷克语沿着通道传下去，最后终于又回到荷兰语。这些夜晚灯下的聚会想必是天堂的预告和缩影。在最黑暗的时刻，神的真理才照得最清晰，显出外面自由世界所没有的合一。
幸存下来的柯丽则在战后四处演讲她在战时的经历，她的见证感动并安慰了许多人，也包括那些曾迫害过她的德国人。
在慕尼黑的一个教堂礼拜结束后，柯丽遇到了她在集中营里的一个狱卒。那个男人显然已经忘记了柯丽，满面笑容地上前表达他的感激，因她的信息让他感到耶稣已把他的罪洗干净了；于是，他伸出手来要和她相握。曾多次传讲饶恕必要性的柯丽，这时却发现内里充满了愤怒和报复之心，于是她默祷着请求上帝饶恕自己的罪。
当她终于能伸出手时，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从我的肩膀，沿着我的手臂，通过我的手心，有一股电流似乎从我身上传到他的身上，那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个陌生人强烈的爱，几乎把我完全淹没。”
也是在那一刻，柯丽才发现：“医治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乃系于上帝自己的饶恕和良善。当他吩咐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跟着这命令而来的便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爱。"
忏悔：救赎德国苦难的途径
在小路尽头，我和朋友看到六十年代中期后陆续修建的三个纪念堂。正中是天主教的纪念堂，两边分别是犹太教纪念堂和基督教的教堂。一切似乎都要带领人进入更深的苦难，受苦人呻吟，哭泣，喊叫，祈祷。
我记起了也曾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为了让世人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一块紀念碑上铭刻的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捕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捕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捕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此后，他们追捕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那时已经再没有剩下一个人为我说话了。
他的诗歌是忏悔，也是警告。
尼莫拉曾受到人们的误解，在成为牧师之前，他曾在一战中指挥过一艘U型潜艇，也曾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支持过他。实际上，纳粹媒体曾因为他在一战时的表现而将其树为样板。但是，尼莫拉很早就与纳粹决裂。在1933年，他组织了牧师紧急同盟，以保护路德宗的牧师免受警察骚扰。
马丁·尼莫拉极力主张，必须要对德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孽承担集体责任，以此作为救赎德国苦难的途径。他宣称：“宁可烧毁教堂也决不宣扬纳粹主义式三位一体（种族、血统和土地）”。他对纳粹曲解所谓“积极的基督教”以反对“消极的基督教”嗤之以鼻。“积极的基督教”将德国人民的“特殊美德”树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消极的基督教”则坚持认为所有的人——无论其属于哪个种族——都犯有原罪，因此都需要悔改。
1936年7月27日的《时代》杂志记录下来，1936年奥运会前夕，在一份以典型的77宪章风格写就、并被偷运出国境发表的著名宣言中，他与另外9名牧师写信给希特勒：“我们的人民正努力使神所确立的联合归于破裂。那是一种对抗神的人类自负。就此而论，我们必须警告元首，那就是屡屡向他表达的敬意只能归于神。几年前，元首反对将他的照片悬挂于新教的祭坛上。而今天，他的思想不仅成为政治决策的依据，也成为了道德和法律之源。他本人享有着祭司一般的尊严，甚至成为了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我们要求给予人民自由。”
1937年以前，马丁·尼莫拉牧师受到外国媒体和柏林上层有影响的朋友的保护。但最终，他被捕入狱。那时起直到二战结束，他被囚禁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里，险被处死。
战后，尼莫拉走出牢房，宣讲了《起初他们》这首忏悔诗并广为人知。他帮助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在这份声明中，德国各新教教派的牧师正式承认他们对希特勒统治下的苦难负有连带责任。
1945年4月29日，达豪集中营这所人间地狱终于倒塌了。从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投入使用，到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12年间，这里关押的注册囚犯共20万，据最新统计数字，死于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达41,566之多。
德国人和他们的政府，终于有勇气面对自己国家历史上最黑暗一夜，并为此而忏悔。 1965年，由于巴伐利亚政府的财政支持，达豪纪念馆终于建立起来并对外开放。现在，这里每年有80多万游客访问。
达豪纪念馆传达给世人的最重要信息是：“Never Again”！（“绝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