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为何文人多渣男？我说，这样问合适吗，我也是文人啊。
这句话，病在粗疏。文人跟文人是不一样的。文人无行，只是一小部分。
我曾因文笔欣赏一些人，尔后，又因了解其私德而唾弃之。但很多读者没有这个眼力。读一个人的文字，就欣赏他，甚至崇拜他，而不能透过文字辨别他品行如何。
文如其人，正如相由心生，但是得有看相的本事，阅文的手段，才能透过外在看见心行。举个例子，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里，谈到《石壕吏》，郭沫若说：为何小吏单捉老太太而不捉儿媳呢，大概是忌惮杜甫吧。——于此，郭沫若的品行就昭然若揭了。
说文人无行，是站不住脚的；但如果说诗人有败德倾向，则靠得住。这里说的诗人，专指现代诗人。
这不是放地图炮，不是针对个体。而是说，譬如做个实验：
选三组人，每组1000人。A组是随机抽取的普通人。B组是喜欢写现代诗但写得不好的人。C组是现代诗写得好的人。让每人周围5个朋友给他的品行打分。
如果我的假说成立，实验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A组和B组得分差别不显著。C组则显著低于A、B组。
如果把实验组换成“文人”，那就不成立。“文人”涵摄范围很广，要剥开，往细了看。
文章和文笔是两码事。文章好，可能文笔不好，好在见地。也可能文笔、见地都不好，好在性情。比如韩退之文章好，但文笔只能说是一般。
“文笔”还可以接着剥开。文是文，笔是笔。有人“文”的功夫高；有人“笔”的功夫高。刘勰说，“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善敷，是“文”的功夫；善删，是“笔”的功夫。
剥到这一层，大致就能发现，“文人”和“无行”的联系，只在于其中擅长文饰的人。而不在其余。
写现代诗，又写得好的人，多在这部分文人之内。所以，如果说“现代诗人多渣男”，则站得住脚。
为什么？因为这部分人，文胜于质。文饰有余，质朴不足。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虽然他于两方面都不肯定，但如果必取其一，恐怕他宁可取质胜于文的人。因为他说过：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
常人往往做不到文质彬彬，不是“文”过，就是“质”过。二者相较，还是质过好一点。因为擅长文饰的人，往往虚浮谄夸，哗众取宠，巧言令色。
文，在《周易》中是《离》：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这就是文。
一个人如果铺排辞藻的功夫好，擅长夸张和修饰，容易有败德的倾向。因为不够朴实。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又说，君子欲讷于言。可见，所有指向“文饰”的功夫，难以和德行兼而有之。
现代诗人是很容易有文饰倾向的。你要把诗写得好，你得过分注重自己的情绪和觉受，你要变得敏感，甚至极端，诗才有震撼力，才能摄人心魄。这要付出很大代价。代价就是，重情绪而轻智识；重自身而轻外物。要写好一手现代诗，可能要变得偏执、乖戾，甚至癫狂。
但古人写诗不是这个样子。古诗和现代诗，根本上是两码事。古代的诗教，是温柔敦厚的。《礼记》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指的是《诗经》。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准则。它指出了古诗的两个标准：第一，要有哀乐，没有哀乐不足以成为诗。第二，哀乐不能过度，用《中庸》的话说，要“发而中节”。意思是要懂得克制。古人写诗写词，讲究含蓄蕴藉。不像郭沫若写《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古人是这样：
红蓼渡头秋正雨，
印沙鸥迹自成行，
整鬟飘袖野风香。
不语含嚬深浦里，
几回愁煞棹船郎，
燕归帆尽水茫茫。
时时刻刻，都有克制的功夫在。极激烈的情绪，以极平淡的语句出之。读者必须穿透这种平淡的语句，才能和作者相见，体会作者的内心。古诗不以平易近人、通俗易懂为第一要义。“老妪能解”不是古诗高处。古诗讲究用典。恰到好处的用典更能表现情感的复杂。把异代的歌哭拉到自己笔底，与之同喜共悲。不过，通俗还是晦涩，用典与否，和诗的好坏并不相干。而现代诗则不要这种克制的功夫，而要放纵。
古诗讲究体物缘情。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古代诗人不仅要觉察自己的内心，还要体察万物。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种儒家的观点，影响了诗人的三观。因此，古代诗人不能只在乎自己的情绪，不关心世界。而要通过关心世界来关心自己。像海子那种“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你”，在一个深受儒家世界观影响的诗人嘴里，是不会有的。
你看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再看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万事万物，都是自己情绪的寄托。自己的深情要托于万事万物，才能呈现。因此，古诗讲究比，讲究兴，而不大赞成直抒胸臆。像“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不关心人类”、“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种“我要干嘛干嘛”的诗，不是古人眼中高的境界。“我欲因之梦吴越”感染力何如“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写的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绪，才真。但不可对世界、对万物没有关怀。因此，纵然是写自家心绪，也宜通过与外物的交涉呈现。古诗中有“恕”之道，有推己及人的关怀。
杜甫，是其中代表。顾随曾梳理受佛家、道家思想影响的诗人。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王维、白居易受佛家思想影响；苏轼兼受两家思想影响。而杜甫，是醇正的儒家诗人。杜甫诗中的悲悯情怀，在现代诗中是很罕见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自家房顶的茅草被秋风掀翻，被窝冷得像铁，娇儿把被子都踏烂了，雨脚如麻滴在床头，这时候，他还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大异其趣。
因此，古代诗人，有一种力量克制他们走向败德的道路。因为我痛苦，所以我更能理解你的痛苦，不想让你也如此痛苦。这是古代诗人的路线。而现代诗人，我痛苦，你不懂我的痛苦，说明你没我深刻，我不跟你玩。
现代诗人过分注重个人情绪，对痛苦和刺激有一种成瘾的追求，陷溺在自己的世界。并非他们生下就自私、冷漠，而是一旦走了追求诗意这条路，有这种审美上的追求，便容易放纵而非克制，如同脱缰野马，恣其情，肆其性，如此则易伤及同类。
从修辞上看，古人和今人的标的也不一样。古人重笔，今人重文。古人重删，今人重敷。古人能用一个字表达则不用两个字，今人反之。
古人修辞，讲究还原。还原当时的场景，情绪。今人修辞，讲究创造。一件事本身没那么好玩，今人写，要运用夸张和渲染，把它写得好玩、感人，夺人眼球。——不仅现代诗如此，新闻也如此。而古人，则力求如实。
这种差别不仅在诗上，也在散文上。如沈三白《浮生六记》，归有光《项脊轩志》，其中的气质，在钱穆的《师友杂忆》里依然有，但在今天的散文中就几乎没有了。
我对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的判摄，并不是基于其时代，也不是基于其诗作在形式上是旧还是新，而是基于诗人的价值观。譬如，朱自清、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写新诗。但朱自清和闻一多，我目为古代诗人，郭沫若、徐志摩，我目为现代诗人。
古代的修辞，要义是“立其诚”，是“辞达而已矣”。今天的修辞，要义是“修饰”，相当于古代的“文”。
比起“文”，古人更重“质”。王国维曾以龚自珍一首诗，断定其人凉薄无行：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王国维说，一个人奸诈，没问题；但薄幸，就不可原谅。横暴，没问题；但阴险，就不可原谅。写淫词艳曲，没问题；但作轻浮语，就不可原谅。
龚自珍是古代人，王国维是现代人。但在龚自珍身上，则体现出现代意识，他是时代的先行者，“但开风气不为师”。而王国维虽然用现代的学术方法做研究，但他身上则体现出古典的精神。龚自珍是先驱，而王国维是遗老。后人多有不能肯同王国维对龚自珍的评价者，他们大概没有留意，这不是个文学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