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当德军向苏联发动闪击战，希望日本在背后给苏联一刀时，日本为什么没有出兵，而是改为南下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二战的泥淖，从而改变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改变二战的进程?是什么让日本如此惧怕出兵西伯利亚?一切都源于1939年发生在亚洲腹地那场不起眼的中蒙边境冲突——诺门罕之战。
诺门罕是位于内蒙呼伦贝尔盟与外蒙之间的一片长约60英里，宽约20英里的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旧译“诺门坎”。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这块不毛之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此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日本陆军被迫承认“诺门罕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不过此役后人提及甚少，国内有关此战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更不多见。
诺门罕战争的导火索
诺门罕战争的中心地带，是以内蒙古诺门罕布尔德为起点至外蒙古的哈拉哈河地区，30年代后期蒙古国和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洲国都想拥有这一地区的主权。
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称为喀尔喀蒙古，也称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1932年3月，在长春市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为了树立“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使侵略合理化，日本与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通过这个议定，日本关东军实际上成了伪满洲国的国防军。伪满洲国的建立，使中蒙这段边界实际上变成了伪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线。
1939年5月初，伪满骑兵部队和日军顾问进入有争议的哈拉哈河以东地区巡逻时，发现蒙古的巡逻兵也在这里经常出没，关东军便在这里加强了兵力进行挑衅、制造摩擦。
其实，早在1936年6月，日本就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加强在满洲的战备，以苏军为第一作战对象。日本大本营本着“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方针，有条不紊地制定着对苏的战略。8月，日本制定了或北进苏联、或南下南洋的《国策基准》，紧接着又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极为亢奋的日本认为有纳粹德国在欧洲帮忙，可以放手在远东大干一场了。
但此时的斯大林也没有睡着。1936年3月苏联与蒙古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开始向诺门罕地区集结兵力，储运军需。1938年10月，远东红军第57军更换完新装备开入蒙古。作战对象直指海拉尔的日军第23师团。这个师团以好战和擅长进攻而著名，师团长小松原长期为日本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是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通”。
1939年5月4日，哈拉哈河两岸春意盎然，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的马群越过哈拉哈河放牧。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哨所的士兵开枪阻拦，并上马追击，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为此，蒙军第7国境哨所50余名骑兵攻占了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军哨所。关东军将领们在接到伪满兴安北警备军的报告后，欣喜若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满”蒙边境破土而出，关东军司令部指示23师团立即扩大战事，出兵诺门罕。
关东军吃了个“窝心拳”
开战伊始，东京认为“大肃反”后的苏军已不足为虑，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
1939年5月27日，日军向苏蒙军发起攻击，第23师团骑兵联队和重装甲车部队虽包抄奇袭蒙军指挥部得手，但很快被苏军坦克包围，一交手，关东军便尝到了苏军的厉害，日军的重装甲车比铁皮罐头厚不了多少，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一会儿便被打成零件状态;日本骑兵面对苏军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得装甲丁当乱响。苏蒙军1个喷火坦克连和装甲车营轻而易举地全歼了日军这股快速部队。正面进攻的日军也没好到哪儿去，被苏军密集的炮火打得丢盔卸甲、损伤过半，灰溜溜地撤回了海拉尔。
关东军擦拳摩掌半天，没想到上来就吃了个窝心拳，小松原中将为轻率出击感到一阵后怕，只好丧事当成喜事办，悄悄地咽下这颗苦果准备再战。
亚洲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
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诺门罕进发了，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在日军中牌子硬，名气大，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是日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1939年7月，《纽约时报》这样评价道：“日本第7师团的士兵们在齐齐哈尔附近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长期接受高强度训练，主要集中于三种日军所重视的技能：刺杀、射击和冲锋。他们反复练习肉搏战，这是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其官兵据说全来自北海道，那地方被认为盛产顽强和冷静的武士。”
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关东军航空兵主力倾巢出动飞抵海拉尔机场。为了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关东军动了老本。可令东京想不到的是，此刻他们的对手已换成了苏军一代名将——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跟朱可夫玩大兵团作战，小松原等人就有些小儿科了。
日军的计划是步兵主力渡河迂回包抄，坦克师团正面强攻，但坦克攻击并不顺利，从7月1日起，第1坦克师团的多次冲锋都无功而返，苏军顽强地把守着河东岸阵地。只有7月3日晚，第4坦克联队利用大雨掩护和苏军的麻痹，奔袭苏军第36摩步师重炮阵地侥幸得手。这是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诺门罕战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
7月4日，苏军将偷渡过河的关东军步兵主力击溃后，朱可夫将军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正面的日军坦克，苏军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烟尘弥漫，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苏军的T-28、T-26、T-130、BT-6、BT-7坦克和BA-6、BA-10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相互配合，简直把诺门罕当成了新武器实验场，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此战之后，日军坦克部队基本瘫痪了。
朱可夫将军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
在正面鏖战的同时，关东军航空兵出动了三个旅团奔袭苏联的塔木斯克机场，这是亚洲空战史上第一次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战术上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苏军前线飞机损失大半，一时丧失了制空权。不过，苏军新型的伊-16战斗机投入战斗后，很快夺回了制空权，苏联空军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双机进攻队形，首日交锋便用火箭弹将6架日机打得凌空爆炸。苏联空军英雄斯克巴里欣甚至创造了正面撞毁敌机自己却安全降落的奇迹，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多个王牌被陆续击落后，关东军的飞机更多时间是呆在地面上了。
这期间，日军还卑鄙地动用了石井部队(即臭名昭著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秘密向哈拉哈河投放了鼠疫、鼻疽等烈性传染病菌，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大的伤亡，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在极度干渴下偷偷喝了河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300多人因病因不明死亡。
“肉弹”没顶住炮弹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日军隐隐感到苏军并不像东京所想的那么好对付，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7月15日，关东军驻满洲各地的炮兵联队纷纷忙碌起来(包括驻旅顺的守备炮兵)，重型履带牵引车将一门门炮管硕长的加农炮从洞库中拖拽出来，关东军拿出了全部家底。
7月23日，日军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火光冲天，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史上首次。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饱和射击，虽打得热火朝天，但前沿传回消息说效果并不好，精度尤为不够。战至中午，炮群一口气打出了近万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关东军就得破产。更令关东军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多门重炮炮架折断，炮身过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层出不穷。
下午，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面对苏军排山倒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呻吟，步兵甚至请求旁边的炮兵千万不要还击，以免招来更猛烈的打击。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炮战延续了三天，日军已毫无还手之力，骄横的日军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又输了。
既然空、坦、炮方面接连失败，日军只好又回到步兵“猪突冲锋”——即像野猪一样不顾一切低头猛冲的老路子上，这是日俄战争时的老套路。入夜后，数万名日本步兵一起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一时间日军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诺门罕夜空，令人毛骨悚然。月光下，几万把闪亮的刺刀明晃晃地折射出一股凶残的杀气，关东军的眼睛都红了。
当日军冲到苏军阵地前沿时，苏军突然打开了车载探照灯，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就成片成片地被打倒了。在指挥官带领下，日军继续不顾死活地冲锋。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使日军普遍有一种亡命徒似的作风，但亡命徒式的勇敢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连续几次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苏军仅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3公里。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朱可夫的反击
诺门罕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日军虽一再受挫，却丝毫没有退意，一切迹象表明，继续防御无法遏止日军的疯狂意图，连续的胜利使苏军士气高涨，该大反攻了。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总攻第二天，苏军两翼包抄的装甲部队顺利会师，完成了对日军的分割包围。同时，强大的炮火和密集的轰炸将日军所有前沿炮兵阵地、观测所、通讯站完全摧毁。第203伞兵旅突袭敌后，成功地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已成瓮中之鳖。东京不肯认输，怎么也不愿相信堂堂的“大日本皇军”会失败，命令部队立刻反击，不能坐以待毙。
8月24日凌晨，反攻部队纷纷从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来，等日军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的炮火铺天盖地般打了过去，无处躲藏的日军伤亡惨重。一天的反击中，日军仅仅前进了不足两公里，但伤亡却是可怕的。有些地方尸体多得摞在了一起，让人无处下脚。
日本战史记载：左翼进攻部队只剩下7名军官和87名士兵，旅团长小林少将右腿被打断，险些让人踩死;右翼进攻部队中了苏军埋伏，森田彻大佐率队冲锋被打成了“筛子”。关东军的疯狂反击失败后，防线全线崩溃，苏军追击到将军庙一线停了下来，歼灭关东军主力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不想在远东引发苏日大战。
诺门罕前线的日军最后仅剩下400余人，整建制跑出来的只有骑兵联队百十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打断，后来这位大佐在海拉尔医院治疗时，不知怎么惹恼了伤兵，被人用刀活活地砍死在病床上。整个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损失了近50000人，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损失殆尽，11个特种兵联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9月3日，关东军停止了一切战斗行动。东京肯罢战的原因一方面是前线已无可用之兵，一方面缘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消息传来，无疑给日军当头一棒。签约前德国根本没打算跟日本通气，希特勒从心里瞧不起这个弹丸小国。
当初《反共协定》签订后，日本一直追在德国屁股后面要求再搞个军事同盟，而希特勒则始终不予明确答复，日本首相为此曾先后与德国进行了70多次磋商而未果，没想到德国却悄悄地先与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弄得日本狼狈不堪。不久，“南进”派渐占上风，东京重新调整国策。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准备与美、英分羹。
诺门罕战争的“蝴蝶效应”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苏联红军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脑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一战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弹丸小国给了他们致命一击!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和轻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诺门罕战争便是典型的一例，当初谁能料到亚洲腹地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会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
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我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同时，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
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
日本关东军为何狂言1个师能打过苏联红军3个师
核心提示：苏联红军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大军区司令员中仅一人未被逮捕，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也被处决了。就连远东地区“肃反”负责人、总政治部保卫局的局长都逃到了伪满洲国。关东军据此得出结论，苏、蒙军队中有经验能力的军官基本上被扫荡一空，师团长多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这样的军队关东军一个师可以对付其3个师。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以关东军为代表的陆军比较倾向于北上进攻苏联，占领远东以确保被他们视作是生命线的满洲的安全，是苏联位于海参崴的不冻军港和日本之间的距离，对他们来说也如同是芒刺在胸，这个时候的关东军已经从开始时候的4万人发展到20万人，而且拥有了日军刚刚组建的第一个坦克师，同时庞大的海拉尔要塞，也已经建成开始启用了，它让关东军更加有了底气。
一切都已具备，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解说：1936年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是日本天皇、溥仪、斯大林、蒋介石四人头像，这一周刊总是将某一时期的风云人物选作它的封面。此四人的头像之所以放到一起，如同书中所说，远东问题解决的关键在这四位。
日本满洲边境守备队自成立以来从未换防，士兵们每年春秋两季还要进行“栖息演习”，这些老兵很熟悉，一旦战事降临，就必须固守的地下要塞内生活和战斗程序，也掌握在这里生存的窍门，在名目繁多的训练中，包括不论在什么样的气侯条件下，甚至在黑夜里也要能分辨出从乌苏里江边的沼泽地到山中要塞反击进出口的铁盖所在地。
这些常年驻守的日军士兵，十分了解乌苏里江对岸的情况，他们也不断接受有关苏联方面的地形和兵力情况的课程，虎视眈眈的关东军在等待着开战的日子。
要塞修筑完成后，配有专门的国境守备队，如果不是边境关系紧张，出于作战的目的，一般不会在边境地带驻扎大量的正规军，但在孙吴这样一个边境小镇，高峰时期曾有十万日军，路的两边全是军营。
当年日军中有个说法叫“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意思是形容孙吴驻军的规模，孙吴曾是日军在边境一带的主要屯兵地，但是在日军进驻孙吴之前，这里却是一个仅有一两户人家的湿地。
这是孙吴发电厂的遗址，它是那时北满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可提供孙吴、黑河以及北部正面地区军事设施的电力需求。
从今天的残骸中，人们仍能看出它当年的规模，根据日军当年的作战想定，如果从东宁方向发动进攻，它将伺机从北正面发起进攻策应主攻方向，孙吴纯粹是日军为了进攻苏联的作战需要而建的一个军事重地。
杨柏林(黑龙江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员)：伪满时期呀，日军在孙吴建设了三个飞机场，这是其中之一，曾家圃飞机场建立比较早，曾家圃的飞机场现在这样的飞机库一共有九座。
解说：东宁县当时仅有3万多人的常驻人口，但日军在那里修建了8条铁路，这些日军修建的桥梁，是为了保证无论在哪一个季节发动进攻，都不会影响运输。在东宁还有大量的弹药库、兵工厂和坦克汽车修理厂，有专用火车通向弹药库，这些都是为了保证进攻时能够实现快速补给，无论作战思想如何变化，快速及时的补给，都是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前提。
1937年，近卫文磨出任日本首相，这位46岁的文官是曾统治日本好几个世界的藤原家族的后代，他的出山是时势所趋，因为国民对政客已没有什么信心，同时也担心军人统治继续下去。
军方大多数人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财阀想靠他带来稳定，一般民众因为他曾拒绝任首相而有所好感。近卫给人的感觉是能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各种不同政见者的意见，使每个人都以为近卫同意自己的主张。
实际上一生三次组阁的近卫，是发动并组织战争的祸首之一，当年人民熟悉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政治口号，都是出自于他口，有评价说，他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像烈马一样狂奔。
近卫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发生在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史称“7.7事变”。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今天北京芦沟桥一带，寻衅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关东军又认为可以借机对中国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近卫要做出是否向中国增派兵力，以扩大战争的决定。而高层就是否派兵存在争论，即“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
无论与否，都代表日本对华的态度，如果派兵就表明日本准备扩大在中国的战事和规模，将会牵涉到更多兵力和物资的投入。
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对当年“9.18”事变的绝配搭档，此时却是站在两个山头，石原莞尔根据他的“胜利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继续向华北进军，他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他提出一个问题，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
军部中的大部分人，却是和坂垣征四郎一样的“事变扩大派”，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会像以前一样，一打就跑，并由此提出“对支那一击”论，认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后，蒋介石必然会提出和谈缔结协定。三个月即可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进而可将华北视作对付苏联的缓冲地带。
一开始在手记中写下“我方有点可疑”的近卫相信了军方保证，最终同意向中国派兵，除本土的军队外，驻守在满洲的关东军也被抽调。
石原莞尔和坂垣征四郎这两位关东军名人的命运，也因此有所不同，坂垣一路直升，官运亨通，石原从此被排挤，不被重用。
解说：日本一直在秘密研究对苏作战的详细预案，即“8号作战方案”，最初设想以东正面为主攻方向，西正面防御，最后再发动全面进攻，这一作战思想在要塞的设计修建中均有所体现，虽然日军将要塞的修筑严格保密，但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苏军不会一无所知，于是日军又想避开苏军在边境布置的大纵深防御阵地及主力部队，从西面进攻包抄作战，准备占领乌兰巴托后，进一步向恰克图推进，切断贝加尔铁路隧道，使远东地区与苏联内地失去联系，从而占领这片土地。
在边境的暂时平静中，关东军一直在试图寻找能挑起事端的机会，1938年7月底，日军同苏联远东军在中苏朝三国交界处的张鼓峰交手，日军以死亡526人的代价估测了一下苏军的军事能力。
在这前后，苏联红军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各大军区司令员中仅有一个没有被逮捕，在张鼓峰战斗时指挥击败日军的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也被处决了。
就连苏联远东地区“肃反”负责人、苏军总政治部保卫局的局长都逃到了伪满洲国，“大清洗”造成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指挥系统瘫痪了一半。
关东军据此得出结论，苏、蒙军队中有经验能力的军官基本上被扫荡一空，师团长多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这样的军队关东军一个师可以对付其3个师。
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附近，有条叫哈拉哈的小河，哈拉哈是蒙语里“屏障”的意思，它位于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附近，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内外蒙古边境线的划分在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确，因此哈拉哈河沿岸的“满洲国”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之间纠纷不断，冲突迭起。
1939年5月4日，几名蒙军士兵习惯性地赶着马群，来到哈拉哈河东岸放牧，由于东安水草肥美，往年蒙军也经常渡河放牧，伪满的士兵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这次出事了。
在东演驻防的是新换防过来的伪兴安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连，连长是司令官的女婿，自然无所顾忌。
一看到蒙军马群过河便开枪阻拦，此事引起了对面蒙军哨所的不满，认为是伪满军队故意挑衅，立即带人过河反击，双方你来我往，战斗迅速升级，最后竟打到团级规模。
本意就为马匹争一口草料的蒙军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竟点燃了引爆一场大规模战役的导火索，使得这一地区本来潜伏的危机瞬间爆发开来。
关东军这时驻海拉尔23师团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是日军中少有的苏联通，他曾任日本驻苏武官，专门从事收集苏联方面的情报，对西伯利亚地区苏军的军事状况尤为了解。
5月13日开始，进入诺门罕的日军在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向蒙军发起进攻。战至15日，抗不住的蒙军撤回了西岸，日军也于5月17日返回海拉尔，但就在日军返回海拉尔的第二天，蒙军又踏上了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见蒙军不依不饶，感觉机会来了，蒙军既然不肯放弃东岸这块阵地，正好可以想法使战斗升级。
第23师团枕戈待旦多时，就是要寻找挑事的借口，在这时的日本军队手里，只要能点着火就可以迅速燎原，“9.18”与“7.7”事变都是这样开始的。
小松原的战况报到关东军司令部，立即让上下如获至宝，经过多年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荒凉的诺门罕破土而出。
对面的蒙军对以凶狠着称的23师团来说，简直就如同一碟小菜，但情报部门很快得知苏军第57军司令部已从乌兰巴托迁往塔木察格布拉格，在哈拉哈河上空出现了苏军飞机，地面苏军也已向东开来，情况表明，苏军将介入诺门罕地区的战斗。
东京的日军总部根据所掌握的苏军情报，认为苏联红军虽然介入，但准备不足，不可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日军补给线从海拉尔到诺门罕只有180公里，但苏军最近的铁路线距离诺门罕也有750公里，在日军看来，补给线超过250公里就不宜作战，尤其是苏联的“肃反”运动，使得苏军的指挥员多由年轻军官担任，缺乏战场经验，况且希特勒已对欧洲发起攻势，苏联的西部边境眼下也在吃紧，结论是苏军不占优势。
最后参谋本部决定支持关东军的计划，给23师团空中支持。日军总部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有一点他们没有想到，那就是日军补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拉板车，苏军的装备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后都已更换，早已不是当年败在日本手下的沙俄军队的水平。
解说：日军借机在运动发动军事冒险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斯大林要在应对欧洲巨变之前抽出手来教训一下日本，他任命了苏军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作战的倡导者朱可夫为57特别军军长。
这位鞋匠的儿子，此时已成为苏军知名的上将，也是在令人恐怖的大清洗运动中所剩无几的有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
由于有了斯大林的支持，苏联的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
关东军也向满洲境内的部队下达集中令，3个师团和100多辆坦克、装甲车汇集到不毛之地的诺门罕，上下踌躇满志，认为这一仗将成为胜利大进军，甚至特意邀请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官到现场观战。
朱可夫得知关东军主力已到海拉尔，于6月22日出动飞机150架袭击了数个日军集结地及野战机场，日军出动120架飞机应战，双方在空中大战三天。
日军开始时占有优势，但苏军迅速调来优秀飞行员和新式飞机参战，日军却由于人手不够频繁起飞，疲于奔命，主动权又夺回到苏军手中。
为抢回战场制空权，日军决定越境奇袭苏军在外蒙古的空军基地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但没有获得东京参谋本部的批准，因为担心越境轰炸会导致苏联人报复轰炸满洲的工业基地。
素知关东军骄横的参谋本部，不仅给关东军参谋长发了电报，同时特派有未中佐专程前来阻止这次行动。6月26日，有未中佐从东京飞到大连时，受到了关东军极为热情的招待，晚上还有白俄舞女相伴。
而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大规模的冒险正在进行。
第二天当有未中佐傍晚到达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时，才知越境轰炸已在上午胜利结束，关东军仅以6架飞机的代价，击毁击伤苏军124架飞机，炸毁油库一座，前线飞机损伤过半的苏军已失去了制空权。
当关东军将他们的战果向东京参谋总部汇报后，听到的却不是恭喜与嘉奖，参谋本部被激怒了，关东军简直是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关东军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事实上正如日军总部所料，苏军证实了日本占领苏联远东地区的意图，朱可夫请求空军紧急支援，并增派机械化部队，大规模进攻势在必行。
到最后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9月15日，日军伤亡人数已超过四万人，在战后处理中，关东军几乎所有的责任人都受到了处分，许多人被勒令自杀谢罪。
23师团长小松原被降为预备役后因羞愧切腹自杀了，在他身后是这个师团98%的伤亡率和仅剩下的400名伤兵。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矶谷等副参谋长以上军官一率被命令退出现役。
日本国内的平沼内阁辞职，军部不得不重新审视国策，至此，在到底是南进还是北进的争论中，南进派终于开始占了上风，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东南亚，准备和英国、美国在太平洋上一决雌雄了。
朱可夫胜利了，他在这场艰巨的考验中脱颖而出，回到莫斯科后，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并被授予大将军衔，提升为苏联最大的军区之一，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但他并没有陶醉在胜利中，而是明确指出了红军在作战中显露出的严重缺陷，他说，如果我们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军队训练暴露出来的问题视而不见，那我们的血就白流了。他的这番话在两年后爆发的卫国战争中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甚至拯救了他的国家。
陈晓楠：1937年7月，中国又一次被套入了日本枪口上的准星，日本军部提出了“对支那一击”论，也就是说他们以为只要出手一记重拳，中国政府马上就会屈服，因此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