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在她短暂的25年生命中，主演了29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阮玲玉以她朴实、细腻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她与角色同悲同哭，从一个纯粹本色的演员逐渐成为一名演技高超的悲剧明星。其实正是她生命之花的创造与烛照，从而确立了她在电影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阮玲玉逝世的消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国为之震惊。海内外急电交驰，所致哀悼之辞不可胜数。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中山县南朗左步头村。她的父亲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结婚4年后，才生下这个宝贝女儿，视若掌上明珠。父亲在亚细亚油栈做苦力，每天早出晚归经黄浦码头过江。那天深夜，父亲回来时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拿着一个用彩珠串成的耳环——这是送给女儿最后的礼物，父亲当晚就去世了。这年小凤根6岁，跟随母亲做佣工当婢女，维持生计。少女时代贫穷而屈辱的经历，为她后来扮演银幕上的角色奠定了生活基础。1918年在上海崇德女校读书时，她成绩优秀，并喜爱文娱活动和表演，1926年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开始谋求职业。
当她看到《新闻报》上登载的一则招聘电影《挂名夫妻》女演员的广告，兴奋异常，便决定报考拍摄该电影的上海明星公司。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阮玲玉。那天，16岁的阮玲玉从两旁盛开着桃花的过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助理导演要她作欢乐表情，她就嫣然一笑，眼睛弯弯的，唇角边还出现一个浅浅的酒窝。让她悲伤时，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泪花，露出无限的哀怨。卜万苍导演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声：“你考取了。”事后卜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阮玲玉待人接物极有涵养，对提携她的卜万苍导演极为敬重，以致后来公司为她加薪也被她婉拒，理由是“如果薪水高于卜导演心中有愧”。
阮玲玉第一次走上银幕便担任了《挂名夫妻》的女主角，并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在她短短的9年演艺生涯中主演了29部电影，以平均每年拍3部电影的骄人成就在上海滩大红大紫。她创下的辉煌纪录迄今无人能够企及。为了演好戏，她每接到一个角色时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揣摩人物的心理、语言、动作和眼神，时而嬉笑，时而哭泣，宛若疯了一样。当别人看到后她便解释说：“我就是疯子！”她在闲暇里阅读了千余部中外小说，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1928年阮玲玉脱离“明星”，加入“大中华百合”，以后又并入联华影业公司。她主演了“联华”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成功地饰演了妓女燕燕一角。同年她又担任了《野草闲花》的女主角，这部影片使阮玲玉一举成名。从此，凭着她的美貌和演技红遍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在影片中她饰演过各类不同角色，塑造了旧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形象。封建礼教虐杀的寡妇、弱女，豪强阔少玩弄的风尘女子，天真纯洁的小家碧玉，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年轻姑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先进女性。还塑造了丫头、尼姑、乞丐、女工、女学生、女作家、卖茶女，以至歌女、舞女、交际花等一系列银幕形象。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被逼成疯，或病死街头。她们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
阮玲玉在表演中形成了自己的真挚、朴素、自然、清新的独特风格，她把女性在逆境中的抗争、绝望中的挣扎表现得入木三分，催人泪下。她那饱满的激情，娴熟的技巧，独特的手法，使她达到了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深深地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有评论曾把阮玲玉称为“中国默片时代的灵魂”，“如果没有她，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也许面目全非。”国外的一些评论家称誉她为“中国的英丽特·褒曼”。1930年5月，《影戏杂志》举办“电影明星选举”，公众投票，阮玲玉以6170票当选第一名，胡蝶仅得3784票。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塑造的了一个从少女到老年的“路柳墙花”角色，该片当年被评为“最佳国产无声片”。阮玲玉自己也说：“在我主演的所有影片中，《人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
随着阮玲玉的大红大紫，追求者也与日俱增。她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求爱信，她既不加以嘲笑，也不忍心将这些信撕毁，就把它们锁在这只藤箱里，并贴上一张纸条，上写“小孩子的信”。
没有受过表演艺术专门训练的阮玲玉，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悲剧人物和她自己的情感历程有着某种暗合，所以表演起来真实细腻，得心应手。阮玲玉的事业如日中天，荣誉纷至沓来，然而她的个人生活却如同她扮演的悲剧角色一样，充满着不幸和辛酸。
1925年初，阮玲玉的母亲被帮佣的张家女主人怀疑偷了东西，赶出来流落街头。是少爷张达民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说服母亲继续收留了她们。此时，15岁的阮玲玉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也出于寄人篱下知恩图报的善良，她与少爷张达民的关系也成了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故事。张达民的母亲很快就知道了儿子对阮玲玉的痴情，并想娶她为妻；张母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劝他们断绝来往，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就把何阿英赶出了张家。在张达民的苦苦追求下，1926年1月，阮玲玉从崇德女校退学，在北四川路鸿庆坊一所民宅里，开始了她与张达民的同居生活。
逐渐成熟起来的阮玲玉发现，这个张少爷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她无法忍受这种恶习，便时常吵架。后来张达民得到其父的一份遗产，但很快挥霍于赌场，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此间阮玲玉因主演《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而张达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开始一次次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博、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觉得是张当初收留了她们母女，况且张也曾给予自己甜蜜的爱情，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感化张，希望张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那样浪子回头，并表示与张结婚。但张达民毫不留情地掐断了她的希望，说是只是看中了阮玲玉漂亮的脸蛋，仅仅想把她当做姨太太使唤，根本没打算结婚。这使阮玲玉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未遂。张达民后来到香港工作，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阮玲玉还托人在福建福清县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张便去了福建。
不久，上海的茶叶商人唐季珊听说了阮玲玉的感情变故。唐对这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垂涎已久，便趁机疯狂地追求她，经常跑到片场送一束鲜花。这个唐季珊是个典型的上海“白相人”，当年，唐曾把号称中国第一“影后”的张织云金屋藏娇，厌烦之后又一脚踢开。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进攻下，阮玲玉开始迷惘了。1933年3月，她带着母亲何阿英和养女小玉，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这段时间里，唐确实对阿婆和囡囡及阮玲玉不错。唐已有妻室，但阮玲玉却不计较，她对一位好友说：“我太软弱了，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田汉听说后很感诧异，不理解阮玲玉“为何嫁给这种西门庆似的人物”。
这年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一打听才知道了“妻子”竟然和唐季珊搞到了一起。张发誓要进行报复。阮玲玉通过律师协议解除与张达民的同居关系，经过讨价还价，签订了一份《阮玲玉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第二款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以阮玲玉答应每月支付给张达民生活费为代价，张才极不情愿地签了字。这样，阮玲玉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走进了唐季珊的大宅院。她哪里想到，自己是从一个牢笼走入另一个牢笼，而且这后一个便是她的死牢。
同居后的唐季珊不久便原形毕露，当初持重儒雅的风度、甜言蜜语的表白荡然无存。随着阮玲玉名气的提升，唐季珊更加喜怒无常，不可捉摸。唐不准阮玲玉参加应酬等社会活动，总是说：“玲玉，今晚我不想你离开我，你留下来陪我好吗？”如果阮玲玉外出了，唐会阴沉着脸一句话都不说。有一次她拍《香雪海》回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她在门外哀求啼哭了两个小时，唐季珊就是不开门，还是邻居梁赛珍姐妹从舞场回来才让她在梁家住了一夜。这件事伤透了她的心。唐浪荡浮夸，与年轻貌美的舞女鬼混；唐面目狰狞，甚至在街上当众殴打她。阮玲玉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次“也是吃亏上当了”！她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偏偏在这时，更大的难堪接踵而至。
1934年12月27日，唐季珊收到张达民委托律师写来的信，声称阮玲玉“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之图章”。阮玲玉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唐季珊非要请律师控告张“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不可。
1935年1月10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并开庭审理。在之前的报界已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阮玲玉更是成为被渲染的对象，人们都巴望着开庭时看到一出“好戏”。她没有勇气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所以称病没有出庭。但在法庭上，张达民偷梁换柱，说阮玲玉是自己的“妻子”，而将唐季珊诉其“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笔带过，唐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有力地辩驳。于是唐败诉。阮玲玉没有料到，更大的袭击向她涌来。
2月27日，阮玲玉接到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发来的传票，原来是张达民在刑事初级厅起诉她侵占和伪造文书罪，在刑事地方厅起诉她和唐季珊妨害家庭和通奸罪。而且刑事诉讼中规定被告必须到庭，还要被告站进审判台右角一个高及胸口的方形木桶内，并要“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个店铺担保下次传讯准时到案。这天，还没到开庭时间，法院门前就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阮玲玉就是这样站在一个大木桶里被围观着、议论着，她简直无地自容了。
虽然这次开庭没有什么结果，但舆论已经形成。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故事，什么《张达民将控阮玲玉通奸》、《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了，继以通奸罪起诉》等等，真假掺杂，绘声绘色，诬蔑、攻击、谩骂……一盆盆脏水泼向阮玲玉。那么，舆论界为什么会如此不留情面呢？原因是案发时正好上映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片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杀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特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从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所以他们就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
对阮玲玉来说，生命的意义首先是名誉、事业和爱情。对爱情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奢求的阮玲玉，面临的是名誉扫地，事业毁灭。她绝望了。
3月5日，阮玲玉一如既往地走进摄影棚，拍完影片《国风》的最后几组镜头。
3月7日，《国风》的内外景戏又补拍完毕。晚上，阮玲玉参加了联华公司总经理黎民伟招待美国音响师史坚纳的家宴。她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散席后，阮玲玉深情地吻别黎民伟的两个小孩黎铿和黎锡，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饭店与唐季珊等人一起去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9号家里，已是3月8日凌晨一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她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账就来睡。”
后来在现场看到，有她吃剩的点心和3个装安眠药的瓶子。唐季珊发现她服药后，即刻叫来阮母，两人一同将她送往医院抢救；但医院却没有值班医生，等医生赶到已是清晨5点。由于耽搁时间过长，失去救治最佳时机。当日下午6时38分，一代影星阮玲玉溘然长逝，离开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世界。
3月14日，阮玲玉的葬礼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灵堂里摆满了花圈和挽联，阮玲玉身穿蜜色绣花旗袍，躺在百花丛中，脸上似乎还留有泪痕。从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10公里，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长长的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租界派出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有的影迷专程从南京、杭州赶来致祭。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蔡楚生等12位电影界明星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他们“含泪将一个美丽的灵魂托举到天堂之上，空中的白云宛如天使的翅膀，远远地踏着春风来迎接她”，报纸上这样描写。美国纽约的报纸称，“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洛杉矶的报纸也报道说：“仰慕阮女士才华而专程前往瞻谒遗容者逾十万，悲壮热烈之情形，在中国当属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