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天而降的情报）
这是1957年秋天的特拉维夫，以色列的政府所在地。没有任何特殊的征兆显示这个平凡的秋天的早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然而，在一幢不起眼的建筑里，一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中年人在踱步，看上去思虑万千。
他正是被以色列总理授予“梅穆尔”（即情报机关总管）头衔的伊塞•哈雷尔，以色列最著名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鲜有人知道，这个看上去个子不高相貌平平的犹太人，却独立掌管着一个巨大的情报王国，对上只向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负责。
（图注：以色列摩萨德标志）
哈雷尔有着传奇的经历和过人的胆识。1912年，哈雷尔生于前苏联维捷布斯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如同遍布世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善于经商，哈雷尔的父亲曾经是个富有的醋厂老板。十月革命爆发后，父亲的财产荡然无存，哈雷尔的少年时代还曾经一度在一个集体农庄耕作。由于苏联传统的反犹主义，哈雷尔在15岁时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在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将出生证明上的年龄改为18岁，并借此成功申请到去以色列移民的签证。最终，年轻的哈雷尔取道欧洲，抵达雅法港，像他的先人在三千多年前那样，回到和上帝约定的热土。史实证明这个犹太年轻人当年可能并不想创造什么历史，而只是希望在特拉维夫安宁的生活下去。在二战前，他仍然靠种植果树为生，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的使命和他特殊的才能让他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开始了一番作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摩萨德的历史也正是这位传奇特工的历史。
已经从事了将近二十年谍报工作的骑士伊塞•哈雷尔在这个1957年平凡的秋季气候里却无法平静，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个重要情报电话。电话来自驻联邦德国战争赔款委员会主席西奈尔博士，他向哈雷尔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纳粹德国“最后解决”计划的主要策划人和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阿根廷的首都不宜诺斯爱丽丝市。
情报的进一步来源是联邦德国黑森州的一位名叫弗里茨•鲍尔的检察官。他是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纳粹德国时期，曾经两度被捕，但是都顺利逃脱。战后他返回西德，全力投身于追捕纳粹逃犯的工作中。
虽然仅仅是一个提供情报的电话，但是高度的职业敏感性使得哈雷尔感到这份情报真实可信。当天晚上，哈雷尔彻夜在办公室翻阅分析有关这个纳粹恶魔的档案卷宗，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认真的推断，他确信，无论情报内容如何，阿道夫•艾希曼依然还活着，这个曾经令无数犹太人闻之色变，双手沾满犹太平民鲜血的纳粹恶魔，还依旧在这个地球上活得优哉游哉，如同所有经历了炼狱一般非人生活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一样，顺畅地在世界上呼吸！
（2.阿道夫•艾希曼的罪恶往事）
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名字在盟军列出的众多战犯的名单中也许并不广为人知，但是他作为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头目，应当对大屠杀负有主要的责任。对于那些经历过二战，在纳粹重重折磨和摧残下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而言，阿道夫•艾希曼的名字本身就可以引发一阵恐惧的颤抖，这个名字对于犹太幸存者来说，就是死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图注：纳粹时代的艾希曼）
在前纳粹德国，几乎每个政府要员都是反犹、排犹甚至屠犹的明星，在希特勒麾下，一条残害犹太人的不归路就等同于飞黄腾达的仕途，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艾希曼。他于1932年正式加入纳粹党，1935年被调往党卫队保安处的犹太事务科，这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联手处理犹太人事物的一个机构。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学习了希伯来语，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犹太经文，艾希曼从经济大萧条时一名破产的小商人迅速成为一个纳粹党内出类拔萃的犹太专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8年3月，德奥合并之后，艾希曼以维也纳保安处督察员的身份被派往维也纳，从此开始在自己的权利管辖内施展拳脚。他亲手策划了有关驱赶犹太人的“东方犹太人乐园”计划，虽然由于当时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阻挠而无法进行，却给了希特勒后来的“大隔离区”方案，以及借此为跳板的“最后解决”提供了“灵感”。
1942年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的万湖边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定了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这就是纳粹屠犹历史上著名的“万湖会议”，纽伦堡审判得以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获得了万湖会议的绝大多数第一手材料作为呈堂证供。在万湖会议上阿道夫•艾希曼以保安处犹太处处长身份参与了讨论和政策的制定，并承担了组织运输“货物”也即犹太人前往灭绝营的任务。从此，艾希曼的死亡列车在欧洲各地穿梭，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被运往“隔土”和灭绝营。他完成了由一个普通人到杀人恶魔的转变，一如一部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以屠杀犹太人为使命。有数据表明，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与阿道夫•艾希曼有直接关系。
当时，艾希曼组建了一支高效干练的工作班子由他领导，帝国的各个机构也被勒令配合艾克曼的“工作”。其实，早在万湖会议召开前，艾克曼就已经编组了第一批德国犹太人的死亡专列，运往明斯克和里加地区的死亡隔离区，几趟列车下来，德国已经几乎难觅犹太人的踪迹，而战前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有几十万之众，因为这位无情的屠犹元凶，几十万德国籍犹太人的肉体无辜的灰飞烟灭。万湖会议之后，各项灭犹的政策已经落实，整个帝国如同一个巨大的屠杀机器一样运作起来，外交部开始用高压的外教手腕勒令那些被占领国和邻国，如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等国家交出他们境内的犹太人，德国铁路局专门拨出车皮，作为运送犹太人的专列，总部指示德国占领军要密切配合党卫队搜捕犹太人，德国企业展开竞标，中标企业负责制造焚尸炉等现代化的屠杀设备。借助先进的现代技术和高效的管理机制，灭犹机器高速运转。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军胜利之后，战场形势已经不利于第三帝国的情况下，阿道夫•艾希曼也没有像很多政府同僚那样放慢屠犹进程，而是更加卖力地穿梭于各个占领区和灭绝营之间，将无辜的犹太平民送上死亡列车。以万计数的犹太人，包括无辜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经历了尊严的的践踏和肉体的悲苦之后，被这位纳粹党卫队头目无情地屠戮。那些悲戚惨烈的死亡场景，奥斯维辛等六大集中营上空经久不散的滚滚浓烟，令每一个心存恻隐的人都潸然泪下，目不忍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负罄竹难书罪恶的恶魔，却在战争结束后趁乱两度在盟军战俘营中逃之夭夭，并且借助纳粹分子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临时组织的逃跑组织“奥德萨”取道阿尔卑斯山麓，经罗马，过“鼠线”，成功逃出生天，蛰居在有纳粹避难乐土之称的阿根廷，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3．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伊塞•哈雷尔暗暗下定决心，要将这个犹太民族的仇敌毁灭，为无数犹太人的亡灵复仇。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但能成就摩萨德和哈雷尔的英名，而且对整个犹太民族具有道义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意义，将大大鼓舞全球一千万犹太人的心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1958年1月，哈雷尔派出了手下的得力干将约翰•戈伦亲赴阿根廷，去核实鲍威尔检察官提供的情报。之所以选择这位特工，是因为他在加入情报机构摩萨德之前，曾经在南美的数家公司工作，熟悉当地的文化环境，能够运用一些西班牙语进行沟通。
约翰•戈伦如期抵达不宜诺斯爱丽丝，前往一个位于首都西南数百英里的一个名叫苏瓦雷斯上校的偏僻小镇，找到了情报的最初提供者，一位犹太盲人，罗萨尔•赫尔曼。
赫尔曼是在战后迁入阿根廷的欧洲人，纳粹的迫害使得他在十几年前失去了双亲，二战时期他还曾经被囚禁在德国境内的达豪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在达豪他失去了眼睛，再也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战后他落户到阿根廷的这个小镇，希望能淡忘在欧洲遭遇的不幸。但是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位远遁异乡双目失明的大屠杀幸存者，在大洋的另一岸发现了艾夫曼的踪迹。
原来，赫尔曼有个女儿，名叫罗泽，罗泽正值妙龄，出落得相当美丽，因此一时追求者甚众。有一天，罗泽告诉父亲，有个名叫尼克拉斯•艾希曼的年轻人正在追求她。尼克是德国裔，他曾经向年轻的姑娘炫耀吹嘘道，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政府出任要员，是一位曾经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人物。而对于二战中犹太人的命运，他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反而大肆宣扬内心的反犹主义心态，认为德国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屠杀犹太人的大业。
骄傲的德国小伙子并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姑娘，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犹太人的女儿。她向自己的父亲传达了自己被这样一个青年追求的经历。
赫尔曼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女儿的叙述之前，他已经听妻子为他读到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称被纽伦堡法庭缺席审判的纳粹党卫队高级成员阿道夫•艾希曼此时可能就隐匿在阿根廷，联邦德国法兰克福的检察官鲍尔博士和很多犹太志士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踪迹。
这个名叫尼克的年轻人的姓氏是艾希曼，则他那位曾经位高权重的父亲，会不会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呢？
更可疑的是，无论尼克的追求多么热烈，他都不肯向罗泽透露自己家庭的真实住址，他们的信件一直经过尼克的朋友转达，更枉论带罗泽回家拜见父母了。多年以来，赫尔曼已经习惯了不见光明的日子，但是并不代表他已经忘却犹太人在十几年前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这位用心灵而不是眼睛看世界的大屠杀幸存者，敏锐地察觉到事情深有可疑。后来他让自己的女儿暗地里查到尼克的家庭住址：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并且暗访到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西斯科•施密特，是一个奥地利人。而电表上标示的两个住户，一个名叫达戈托，一个叫克莱门特，这两个名字显然来自德语。赫尔曼认定，尼克所说的那位曾经位高权重的纳粹父亲，就是艾希曼本人。
于是赫尔曼请妻子代笔给鲍尔博士写了一封信，也就有了哈雷尔最初获得的那个情报电话。
在特工约翰•戈伦秘密查访了赫尔曼之后，将以上情况报告给了远在特拉维夫的哈雷尔，哈雷尔决定为约翰加派人手，命令另一个更加熟悉阿根廷风俗和掌握熟练西班牙语的特工梅纳什赶赴阿根廷，配合戈伦的工作，进一步调查艾希曼的下落。然而经过数个月的调查，情况却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弗朗西斯科虽然是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的房主，但是并不住在那里。
（图注：以色列特种部队）
追踪陷入了一个瓶颈。但是哈雷尔并没有放弃。他始终认为情报是可信的，并且艾希曼一定仍然活着，而那位德国裔的小伙子尼克的信息和资料中艾希曼儿子的情况基本相符，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具体情况，本身说明事情有玄机。而在德国的调查表示，没有任何关于艾希曼妻子和儿子的信息，他们似乎随着二战的结束而在人间消失了。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民族使命感，哈雷尔并没有在其他繁忙的工作之余忘却1957年秋季的那项重要情报以及赫尔曼先生对于尼克父亲就是艾希曼本人的笃信。
（4．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刻，哈雷尔又接到鲍尔博士的新情报，不同于上一次只有一条模糊的信息，这次的情报内容非常详实。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纳粹德国行将灭亡之际，狡猾的纳粹分子成立了“奥德萨”这样一个逃亡组织，以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堂和支持纳粹的神职人员为掩护，铺设了一条逃亡之路。他们穿越德国南部越过阿尔卑斯山，首先藏匿在意大利的米兰、那不勒斯以及开罗等城市的教堂里，再由组织为其提供逃亡资金、相关护照和其他证件，按照曾经在党内的职务高低和罪行程度有序地经由海路逃往其他地方。在欧洲大陆不断的追捕战犯的浪潮冲击下，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通过这条逃生的道路去往中东、澳洲以及美洲，尤其是南美国家，那里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迁入了数量可观的德国移民，纳粹主义也随之得到海外生存的土壤，二战之后，阿根廷仍在亲纳粹的庇隆政府统治之下，因此成为纳粹战犯理想的庇护所。战争逃犯往往携带大量从犹太人以及被占领国家掠夺的巨额财富，用以贿赂当地政府高官，形成了罪恶的循环。很多昔日的纳粹军官，在此地利用血腥的不义之财，开办工厂，进行投资，脱下一身恐怖的纳粹制服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文明社会的富裕士绅，继续过着富足奢侈的生活。
鲍尔博士的情报证实有关阿道夫•艾希曼的逃亡过程。情报里说，大约在五十年代初，艾希曼曾经在意大利热那亚的一所修道院藏匿，那时候他的化名是克莱门特。后来他利用国际红十字会的护照抵达阿根廷，现在在一家公司做普通员工。而且这个情报的来源和赫尔曼提供的情报完全来自不同的途径，互相独立。
哈雷尔在调查停滞之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因为不宜诺斯艾利斯市那条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的电表上标示的两个住户，一个名叫达戈托，而另一个正是叫克莱门特，这绝不是巧合。艾希曼很有可能在阿根廷一直以克莱门特的名字生活，那是他来到阿根廷时证件上使用的姓名，不会轻易弃用。
可是距离最初获得赫尔曼的情报已经过去了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艾希曼是不是还在不宜诺斯艾利斯呢？
（图注：海外执行任务的以色列特种部队士兵）
为了防止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哈雷尔果断地派出了一支五人的调查小组，进一步确认克莱门特的身份。小组的负责人是约瑟夫•凯内特，一位曾经在英军服役的战俘审讯专家，还有两名成员是一个对夫妻，男的叫康菲尔德•戴维，女的名叫赫达，是一个心理学毕业生。另外还有鲁宾斯基，他是一位中年律师，此外还有名叫莫里奥的工程系大学生。
事实证明这位曾经在第三帝国担任过数年秘密警察工作的艾夫曼先生具有相当的专业素质，因此并不那么好对付。当哈雷尔派出的特工抵达不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他们发现，当时那户住户已经人去楼空了，周围的邻居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去向。
心理学毕业的女特工赫达灵机一动想出了主意。她装扮成一个家境富裕的痴情女子，命所在旅店一个机灵的小听差为她送一份礼物给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的尼克•克莱门特先生，如果无法送达，就打听一下他的详细住址。小听差得到了可观的小费，表示非常乐意为这位贵妇人送达这份“爱情的礼物”。
当然，小听差只能看到腾空的房子，不见所谓克莱门特先生的踪迹。他不遗余力打探此家人的新住址，一个油漆工告诉他他知道尼克•克莱门特的工作地点，并带领小听差前往去找他。小听差顺利见到了艾希曼的儿子尼克，并且记下了他工作地点的地址以及摩托车的号码。
就这样，摩萨德的工作人员借助此信息，通过跟踪尼克，顺利找到了艾夫曼位于圣费尔南德区的新住址。令几名特工诧异的是，克莱门特的新家比原来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的房子更加简陋，是一所破旧不堪的平房。完全不像是其他纳粹逃亡分子那样富有，假如克莱门特就是艾夫曼无疑，那么说明他在阿根廷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艾希曼在阿根廷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即使是下班路上他也行色匆匆，这让特工最终的身份确定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尚没有当今的先进拍照设备，摩萨德的特工不得不开动全部智慧，以拍一张克莱门特的近照，来核实他的身份。
机会到来了。
根据资料显示，三月21日是艾夫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这个在二战中摧毁无数幸福家庭的罪犯，却十分热衷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果克莱门特真的是艾夫曼，则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纪念日必将有所表示。
当天，摩萨德特工跟踪下的克莱德门先生，在中午十二时左右出现在了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迪保大街，他打扮整齐，手捧花束。摩萨德特工人员迅速伺机对他进行了秘密拍照。
照片很快被冲洗出来送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总部，由专家进行分析。
将阿根廷送来的克莱门特的近照和艾夫曼身着党卫队军装的照片进行比对和连线分析，专家得出结论，两张照片是一个人，克莱门特就是艾夫曼无误。
（5．集结力量周密策划）
得到确切的情报之后，哈雷尔向总理本•古里安请求机宜。在得到命令之后，哈雷尔陷入了沉思。总理做出的决定是，无论生死，把艾希曼带到以色列来！
这在国际司法史上市史无前例的，即把一个已经获得别国公民身份的德国战争罪犯绑架到以色列来受审。这样做将明显触及到阿根廷的主权，无论成败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审判这个纳粹元凶对整个犹太民族具有道义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意义，将大大鼓舞全球一千万犹太人的心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巨大的价值。况且此时已经距离二战结束有十五年的时间，随着人们对战争的淡忘和时机的变迁，或许采取其他方式惩治凶手更加困难，无论是当时的西德还是阿根廷的庇隆政府，都难免有包庇战犯之嫌，走正规的司法程序引渡战犯很可能造成凶手的再次逃匿。因此哈雷尔最终决定接受指示，亲自任总指挥擒拿这个残害同胞的凶手。
（图注：以艾希曼的故事改编的电影）
对于当时已经千锤百炼享有盛名的摩萨德成员而言，出国执行一个暗杀任务不在话下，但是要将一个大活人从阿根廷越过浩瀚的大西洋运抵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哈雷尔甚至认为，这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任务。
哈雷尔进行了缜密的准备工作。从行动小组的配置上来说，穷尽了所有当事摩萨德的精英，几乎个个出生入死，坚强沉稳，并且多数都有过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或者被迫害的经历，因此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阿赫罗尼被任命为队长，队员埃胡德精通数国语言，泽弗精通各项机械，达尼则是伪造大师，曾经在二战后期伪造证件帮助犹太难民来到以色列，还有身手矫健的伊利，他将负责最后的擒拿手的角色。
俗语说狡兔三窟，希伯来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此外为了抓住艾希曼之后，能够顺利的转移和藏匿，安排了多个不同地点的住所。在一切紧锣密鼓安排的同时，哈雷尔没有忘记，还有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等待他安排，那就是如何押解艾希曼到以色列。显然，从不宜诺斯艾利斯经海路运输时间太长，夜长梦多，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空中航线，但是，如果走航空路线的话，民用航空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调动专机显然会惹人注目，那么如何众目睽睽之下拐带一个五十岁的大个子男人混过阿根廷的国门呢？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上天又给了哈雷尔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是阿根廷政府间接为他献上的一份礼物。阿根廷向以色列发出邀请函，欢迎他们派出高级代表参加阿根廷独立一百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活动将在即将到来的1960年5月初如期举行。显然以色列将为此活动派出专机，哈雷尔派遣的特别行动组将乘坐专机把艾希曼押解到以色列。
所有的规划，已经在哈雷尔的脑海里成型了。准备出发！
（6．倾巢出动万里追凶）
哈雷尔在五月一日抵达阿根廷后不久，他们却得到来自以色列的消息，由于某些外交原因，专机被阿根廷政府要求5月19日抵达，而哈雷尔一行所规划的行动时间是5月10日展开，这就意味者加入行动成功，艾希曼将被在阿根廷藏匿一周以上的时间，这无疑增加了任务成功的危险系数。
可是经过一番思考，哈雷尔并没有更改行动时间和方案。原因有二，第一是行动此前已经进行了周密的筹备，已经有几个绝对秘密的藏身之处可供转移；另一个原因在于哈雷尔凭借此次行动的正义性坚信，自知罪责的艾希曼的家人不会在他失踪之后公开寻找，这样也势必暴露他们的非法公民身份，他的朋友之中也可能会有人同为纳粹逃犯，这样的朋友则更加会想尽办法令艾希曼的家人对他的失踪守口如瓶，以求自保。
1960年5月11日，阿根廷加里保迪大街，一切都没有显示这个平凡的南美洲的秋天黄昏有何异样，两辆汽车稳健地停在大街上，一辆对着克莱门特先生的房子，司机泽弗先生和他的助手伊利跑下来修理他们的车子，似乎发动机异常；另一辆停在30码外的街角处，车内的男女似乎正陷入了热恋。这时候即使是大街附近的常住居民路过，也察觉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无人知晓一场彪炳史册的追捕行动即将展开。
令所有行动成员焦虑的是，直到20点左右，已经有三辆公交车过往，却仍不见他们期待的目标，化名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先生的踪迹。难道这只老狐狸又一次金蝉脱壳逃之夭夭？难道是行动队的秘密被暴露了？
就在所有的摩萨德特工都在内心飞速思索行动方案可有疏漏之处的时候，又一班公交车到达了，从车上下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稳健有力的步伐仍然向人们隐约透露着他曾经的军旅生涯。
“就是他!”
凯内特毫无疑问地认出来那个男人就是艾希曼，连日的跟踪和监视，已经足使他记清楚凶犯的外观。
当克莱门特缓缓行至第一辆车面前的时候，车灯猝不及防地打开，巨大的光亮照得视线里一片茫然的白光，克莱门特忙捂住眼睛。
负责擒拿他的伊利迅速冲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目标艾希曼的双手反剪，顺势扑倒过去，泽弗和阿赫罗尼随之而上，艾希曼虽然已经年逾不惑，但十几年的军旅历练使他显得仍然不易制服，和三人之力才最终听到艾希曼沉重的呼喊，这个曾经沾满犹太人鲜血的老纳粹似乎已经得到判断，这一次很难再次逃脱正义的审判。
短短几秒钟后，他被迅速塞到第二辆车的后座。凯内特迅速开车，启动引擎，两辆车鱼贯而行，呼啸而去，一切归于平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行动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一分钟时间。
加里保迪大街的夜晚越来越沉静，星空笼罩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艾希曼被特遣队带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寓所，是一所环境安静的别墅。他被换下了衣服，锁得非常牢固，开始接受摩萨德成员的初步审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的号码是多少？”
“889895。”没有想到事隔十几年，已经是“克莱门特”的旧日纳粹仍能把自己的纳粹党号码脱口而出。
“你的党卫队号码是多少？”
“45326和63752。”
“既如此，你的真名叫什么？”
“阿道夫•艾希曼。”
所有的摩萨德成员难以掩盖心中的激动之情，许多队员流下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们中间多数都与纳粹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有些队员的几个至亲就是惨死在这位党卫队头子的屠刀下，例如亲自擒拿艾希曼的伊利，他最亲爱的姐姐以及其三个无辜的孩子，都在二战期间化作了集中营上空的滚滚浓烟，而他们只是无辜而善良的普通人。当年的艾希曼曾经嗜血如命，无数的犹太家庭悲惨地罹难，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已经饱受人间地狱的折磨，永远难以挥去心中的隐痛和不灭的恐惧，如今的艾希曼匍匐于地，却成了另一副谦卑自贱的姿态，他向看押他的特工摇尾乞怜，甚至表示自己能够用希伯来语背诵圣经，当希伯来语从这个昔日的屠犹先锋嘴中吐出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讽刺，而他德语味道的发音，仍旧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比起如何在阿根廷隐匿九天，等待回国的专机，哈雷尔眼下要做的更急切的事情是如何安抚队员的情绪。这九天一定要平静度过，队员们轮流24小时看管艾希曼，还要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他，最终送到以色列的将是一个健全健康的艾希曼，他必须面对正义的审判，他应该在最大程度的公众面前接受审判！
（7瞒天过海回国受审）
5月20日晚上九点左右，大家开始为回国做准备。擅长伪造证件的达尼为艾希曼准备了新的证件，他的名字依然是克莱门特，但是身份却变成了以色列专机的机组人员。队员为他换上了以色列航空制服，他将被注射一剂麻醉药，在机场的审查中，他会被视作一个刚刚出了小车祸的脑震荡病人，由人搀扶上飞机。这个安排无疑是此次行动的神来之笔，大有瞒天过海的气度。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汽车抵达了阿根廷的首都机场，三辆以色列机组成员的汽车鱼贯而行，顺利通过机场大门的检查。
几个机组成员搀扶着刚刚受过脑震荡伤害的克莱门特先生，几人相围，静静坐在候机室人流往来穿行的的大厅里，周围是各国沉醉于南美洲秋日风情的游客，还有正在工作的阿根廷边防警察。哈雷尔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沉稳，时刻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
但是情况并没有出现异常，所有持假证件的摩萨德特工以及特殊人员“克莱门特”先生都顺利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工作人员甚至对遭遇车祸的老先生表示了同情之心。
艾希曼被特工人员搀扶着走上了舷梯，一上飞机，他就被塞到了飞机的头等舱，周围的特工人员佯装睡去，所有人内心都急切地等待飞机起航，快点驶离阿根廷。
1960年5月21日凌晨零点零五分，飞机的引擎发出阵阵声响，以色列航空公司601号飞机腾空而起，哈雷尔的心情激动异常，无论如何，阿根廷已经被抛在身后，一切都即将成为历史。
在飞机飞至高空的时候，哈雷尔带着激动地心情向所有飞机上的以色列公民宣布了此行的特殊意义，许多真正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听闻这个忽如其来的消息，忍不住流下了热泪，那些死去的亲人蒙冤的目光，似乎就在眼前，就在眼前。
二十四小时之后，飞机抵以色列利达机场，哈雷尔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总理本•古里安的办公室，向他述职，“屠犹元凶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缉拿归案，一切听候正义的审理。”
5月23日下午四点，本•古里安总理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准备宣读这个消息。所有在场的与会人员无不百感交集。
本•古里安在站起来，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他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这个振奋所有战争受害者的消息：
“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消息，前纳粹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不久前已经被以色列特工自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回以色列。目前他已经被羁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热烈的欢呼瞬间想起，掌声经久不息，甚至有一名议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而抽泣起来。
人们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了哈雷尔，他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和至忍至刚才能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啊！
消息很快传遍全球，不仅振奋了所有犹太人的精神，对于所有二战的受害者，这个消息都会令人涌动复杂的感怀。
对艾希曼的审判旷日持久，直到事隔两年之后的1962年春天，以色列最高法院才判处艾希曼死刑。审判中，艾希曼一直被罩在法庭上的一个防弹玻璃罩里接受审判，原因是以色列政府担心有气愤的犹太人会控制不住情绪，做出极端的事情。
（图注：受审时的艾希曼）
与审判同时，阿根廷和以色列的外交矛盾也爆发了。以色列堂而皇之地前往阿根廷劫持已经具有阿根廷国籍的公民，这一行为显然触犯了阿根廷的主权，阿根廷向联合国提出了控告。但是由于庇隆政府对纳粹分子的姑息一直惹人非议，而此次事件的国际舆论也一边倒向以色列，很多国家表达了他们对擒拿凶犯行为道义上的肯定，包括与以色列一直为敌的苏联，也没有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毕竟两千多万苏联军民曾经惨死在纳粹的炮火和屠刀之下。这也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首次得到苏联的支持。以色列政府诚挚地向阿根廷政府表示了歉意，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处以极刑。他喝了一杯酒后镇定地登上绞刑台，拒绝了任何的宗教仪式。索套很快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纳粹的一生。与他的同僚，那些在纽伦堡接受绞刑的战犯相比，正义的审判对于艾希曼迟到了十五年，当正义到来的时候，却依旧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犹太人不希望艾希曼的骨灰玷污他们与上帝的“应许之地”，艾希曼火化后的骨灰被撒向了地中海的波涛之中。大海碧波荡漾，让人感到历史无情的重量，太阳在天空升起，古迦南地笼罩在平和的阳光之中，一场令无数犹太人纠结二十年的噩梦，最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