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经济学博士。
中国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严重。 产能过剩的一个很集中的标志是投资占GDP的比例过高,这个数字是非常具有综合性的指标。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有产能过剩的行业,但也有供应不足的领域。 单看某些行业,钢铁可能过剩,水泥可能过剩,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还去日本买马桶盖呢?说明有些领域在中国的需求很强,供应不上。从总量上来看,投资在三驾马车当中占比过高的话,那就表示代表最终需求的消费和出口这两驾马车不够强劲,难以消化投资所创造的产能,因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进退两难的地步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45%、46%的投资率依然是全球最高的。有些国家的经济过去一度也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出现过这种过剩的现象。比如日本、韩国的投资率分别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达到各自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它们的最高点也没有超过40%。 因此,如果以投资率过高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的话,中国今天的扭曲程度比当年的日本和韩国要更加严重。 怎么样才能够让投资率降下来?一种做法是减少投资,容忍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度下滑。但是这么做会出现后遗症,失业和银行坏账的情况会变得严重,很多企业将会关闭,金融风险也都会暴露出来。这个做法显然是非常痛苦的。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是裂痕还有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甚至土地资源污染都会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要修复这些资源,据世界银行估计,每年都要消耗好几个百分点的GDP。一年所创造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都要投入到资源的恢复中去,实际上经济就没有多少增长了。 如果经济的增长是以毁坏资源为前提的,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有那么多的问题和挑战。 但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老龄化将迅速到来,以上这三个现象都会逆转。劳动力供应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一定会提高劳动力成本。 家庭储蓄率不会像原来那么高,即使个人的储蓄倾向还是没有变,但是问题是,社会当中的老人多了,老人是负储蓄者,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得消费,一旦这个群体的占比高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下来了,这么一来的话,资金供应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 现在开始,就是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你都不挣钱,或者难挣钱。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两类改革是最主要的:一类是提高效率的,国企改革便是其中一例;另外一类改革是产生新的增长动力的,城镇化即属于这种。前几年城镇化改革一直在积极推进,但更多的是推进土地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没有怎么推人的城镇化,也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改革一直是一个障碍,难以实现人的城镇化。 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的,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可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很低的,比民营企业要低一半,但是它们得到政府巨大的补贴,资源价格和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 有人做过计算,如果把这些补贴刨去以后,让国企接受与民企一样的土地价格、资金价格,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挣钱的。 我把过去十几年中国几百个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做了一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越大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几乎不增长,有些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是下降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是全国一刀切,那一定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而三四线城市未必涨。人往哪里涌,就会在哪里买房,这是最基本的规律。 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顺应人口的流向,人们不愿意到三四线城市去,你给他户口也没用的,人们愿意去的一二线城市,你不给户口照样会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需要加快速度推进的。 我认为,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济基数大了以后,必然不可能像过去增长得那么快。另外中国人口正在出现一个拐点式的变化:2015年以前,劳动人口占比是上升的,但是之后劳动人口的占比会急剧下降。 所以,即使增长的基础还存在——我们的人均GDP比发达国家还低很多,但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拐点,短期内也没有看到有重大的技术革命能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很正常的现象。 经济增速放缓后,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会明显回落,消费反而会相对稳健。投资者需要关注消费领域,尤其是服务类消费领域的投资机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旅游休闲、互联网、影视、体育健身等行业。 许多企业家们已经在这些领域里耕耘了,有的在二级市场,有的可能是在风投、PE阶段。我也预祝大家在未来的投资当中,规避风险、把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