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万军
1921年初，日本文学界“鲁迅级”人物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写下了著名的《中国游记》。其有一个段落，非常耐人寻味：
“在上海某公园，我看到一位中国人正慢悠悠地向湖心亭的湖里撒尿，与日英两国是否结盟等等事情都与这位中国人无关。”
这段话极具辛辣讽刺意味——在这个国家里，没人关心国家大事，只顾自己优哉游哉。
这些来公园撒尿的游客，晚上到哪里去呢？
麻将馆。
上边“内耗”，下边“撒尿”。但上下却都热衷同一种游戏：麻将。
大家知道，麻将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被戏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这种游戏，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智慧——窝里斗。游戏虽然四人组，看似四人集体游戏，但四人谁也不和谁一条心。四人相围而坐，各怀鬼胎，各自为战，系盯着对家、防着上家、看着下家的拆台游戏。
这个游戏这个时候如火如荼。
20年代初，民国山河一片“麻”，无论家庭、公馆、茶楼、酒店、赌场、妓院都备有麻将，四万万同胞，沉迷于麻将者不可胜数。
当时最繁华城市上海，成了“中国麻将中心”。据《旧上海烟赌娼》统计，民国初旧上海妓院赌馆不下1500家，麻将是主要赌具，每天近两万既是嫖客又是赌徒的人在麻将桌上拼杀。这些赌徒中，既有政客、官僚、富商军官等上层人流，也有无所事事的底层游民。
大人大麻，小人小麻。穷人没钱进馆，就在露天大战。彼时中国大小城市街头巷尾时现“全民麻翻”的疯狂景象，屋檐下，麻将赌桌一字儿摆开，洗牌声如江心挖沙，行人驻足伸望，围观者层峦叠嶂。当时不少文化人也深陷其中。《茶馆》的作者老舍，就曾是一位麻将瘾君子。他二十几岁便沉溺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天长日久，老舍渐渐瘦弱，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头发全部掉光。
对于民国初年的麻将热，一些忧国忧民的华夏志士感到痛心疾首。
杂文家鲁迅就从不打麻将，据他的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鲁迅作品里谈及麻将的有很多处，最早一处见于《阿Q正传》。阿Q一贯好赌，但他只会押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能叉得精熟的。”以阿Q心理赞美麻将，可见鲁迅对麻将的深恶反讽。
学者胡适也对麻将没好感，他在《漫游的感想》长文中专门写了《麻将》一节，痛斥麻将的祸害。在写到“全国上下一片麻”的情形时，他激愤诘问：“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胡适给打麻将的中国人算了一笔时间账，说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
由是他发出一声长叹：“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
胡适问得一点不错。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都不会如此荒废时间。然而，对一个百废待兴的民族而言，最致命的不是时间的荒废，而是意志的消磨消沉。无疑，“麻将热”是当时中国上流人物与市井社会精神颓废的一个鲜明写照，也是整个国家处在“窝里斗”之殇的映衬。一个沉溺内耗、甚至对此乐此不疲的民族，凝聚力无从谈起，所谓民族精神也必如沙上累塔，难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