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与风险投资似乎风马牛不相关，但实际上，他是最早将风险投资记录进史册的人，并且对风险投资给予很高的评价。
有人以为风险投资的鼻祖当推吕不韦，因为《战国策》中有这样的记载：
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何？”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不韦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饱食；今定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
大意：濮阳人吕不韦到邯郸去做买卖，遇见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子异人。回来后他问父亲：“投资种田能有多少收益？”他父亲说：“十倍。”“做珠宝生意可以得几倍收益。”答：“一百倍。”“拥立国君，收国家安定，可以得多少收益？”“收益无穷无尽。”吕不韦说：“辛辛苦苦干农活，穿不暖，吃不饱。如果能拥立国君，安定国家，连后代都能受益，我去干吧！”
此后吕不韦全力资助异人（子楚），拿出大笔金钱供他享用和进行公关，还亲自去秦国活动，走了太子安国君之妻华阳夫人的门路。因华阳夫人无子，遂说服太子立子楚为嗣。以后秦军出兵攻赵，子楚在吕不韦帮助下逃归秦国。此前，吕不韦又将已经与自己有孕的女子献给子楚，生下了日后的秦始皇。秦王死后，安国君继位，子楚果然被立为太子，以后顺理成章当了秦王（庄襄王），吕不韦如愿以偿当了丞相，封为文信侯，洛阳的十万户成为他的封邑。等子楚的儿子（按司马迁的说法，实际是吕不韦之子）当了秦王，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拥有家僮万人，无论是权力、地位、财产都达到了巅峰。
不过《史记》没有采用《战国策》的内容，只是记载了吕不韦见到子楚后的感觉“此奇货可居”，看来司马迁并不认同吕不韦这套理论，或者是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一次真正的风险投资：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齎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
（大意：吴楚七国发动武装叛乱时，住在长安的列侯和封君都被征召入伍，为了筹备军需物资，需要向私人贷款。那些放款人认为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关东已为叛军控制，成败未定。万一叛军得势，列侯就会失去封邑，无力偿还欠款，所以都不肯借钱。只有无盐氏拿出大笔钱放贷，但要收取比平时高十倍的利息。三个月后，吴楚之乱平息。无盐氏在一年间获利十倍，因而成为关中首富。）
有的历史书将无盐氏当作高利贷的典型，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允。他收的利息的确极高，但风险之大也是少有的。要是吴楚七国的叛乱得逞，要是平叛战争持续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坏，他很可能连本钱也收不回。要是一点风险也没有，或风险很小，其他子钱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也不会有人接受那么高的利率。如果没有正确的判断，没有冒险精神和必胜信心，无盐氏就不敢投入巨资。他固然赚足了钱，但国家获益更多。正是他的资金保证了列侯与封君们能及时从军，使部队能迅速集结出动。要是没有无盐氏这样的人，“成败未决”的局面肯定会延长。就是对付了高息的列侯来说，由于自己的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无盐氏这次高风险投资的成功，可谓公私两利，无论其实际意义还是其典型性，都远胜吕不韦的“奇货可居”。
当然，无盐氏的事迹得以流传至今，还得感谢司马迁。这是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商业和投资的重大作用的结果，他在《货殖列传》的绪论部分已经说得非常明白。要是他将此事当成“投机倒把”、“吸血鬼”、“不劳而获”，还会记录在史书中吗？中国历史上缺乏第二位无盐氏，或许正是因为缺少了第二位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