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大街上的“交通银行”，谁能想到这是出自汉奸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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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读溥仪《我的前半生》，开始知道郑孝胥。因为，在书中“关东军”三个字是出现最多的，其次便是“郑孝胥”了。 他是伪满洲国总理，臭名昭著的汉奸，为旧朋所不耻的罪人。但在与书画界老先生接触时，经常听他们谈起郑孝胥，似乎其书法很了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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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
故名孝胥，他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
自其曾祖父开始四代之内有十个举人，
其中五个成为进士，更有三个被皇帝钦点为翰林。
郑孝胥受家学影响，
很年轻便中了举人，
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
安徽广东按察使等，
辛亥革命后他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深恶痛绝，
与其不共戴天，常以遗老自居。
但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个遗老，
为了复辟，他不惜与日本人勾结，
向侵略者“屈尊”，换来的却是更多的耻辱。
最终，这个昔日的遗老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前排左三为郑孝胥
南山逼冬转清瘦,九疑镵天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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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
郑孝胥属于新派人物。
他曾在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
立宪运动时期，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同时要求清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
他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
他不问政事，寓居海上，鬻字为生。
他看着袁世凯一生众叛亲离，
也目睹了张勋的复辟丑剧。
之后不堪民国乱象，
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
“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郑孝胥(左)与溥仪、庄士敦(右)
日本发行的郑孝胥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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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郑孝胥入故宫为溥仪讲《资治通鉴》。
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
大约在此时，
他跟溥仪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
“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
其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
并获得了建国功劳金30万元。
同年９月，
郑孝胥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
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
1934年溥仪称帝后，郑孝胥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大臣。
郑孝胥（左）与溥仪摄于伪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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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9岁的郑孝胥因病，
猝死于长春柳条路寓所，
有传言称其被毒杀。
伪满当局给予郑孝胥“国葬”的礼遇，
葬于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福陵旁。
后来在文革期间，
红卫兵凿开了钢筋混凝土的墓穴，
焚烧了郑孝胥的尸骨，
墓地原竖的“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石碑，
也被村民砌了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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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郑孝胥，
可谓是臭名昭著，
被冠以“汉奸”称谓，
遭到世人的唾弃和厌恶，
抛开人品不谈，郑孝胥其实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在民初上海的文化界，
可谓是名重一时。
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
也叹服郑之才学“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
郑郑孝平时喜欢写诗，
有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姜夔、元好问诸家，
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
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其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
在当时影响较广，
但后辈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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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诗，
郑孝胥还善书，书名极大。
他善长楷书、隶书，学颜真卿、欧阳询，
受益于北魏碑版，其作品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
开创了潇洒俊逸、凌厉干练的独特风格。
他的行楷不仅流畅飞动，而且劲道十足，
这是历代书法家都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
在入内阁后，开始极为用心地书学颜真卿。
不过，他并非直接取法颜书，
而是借径钱南园、何绍基、翁同龢这三位大家。
其后数年，他又兼习柳公权、苏东坡、米芾等唐宋诸家的书法。
连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无言每觉情怀好,不饮能令兴味长
郑孝胥书：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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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民国初年，
郑孝胥书法受欢迎的程度，
可谓是超乎想象的。
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词源》，
他题书名2个字收润费500两白银。
他鬻字沪上的时候，
每年有两万两的收入，
同时的著名书法家，如沈曾植、李瑞清等，
都难望其项背、自叹不如。
最为有名的，
当属“交通银行”牌匾上的题字。
当时他的润笔是4000两白银，
字体结构紧炼方折，既肃穆典雅，又奇姿流美。
所以这个老照牌字能留下来，
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不难想象，如果郑孝胥没有走上汉奸歧途，
想必也是民族历史上又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了。
郑孝胥书：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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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把光绪皇帝‘送’进了瀛台，
光绪从此失去了自由；
而郑孝胥却把溥仪送给了日本人，
末代皇帝终成了傀儡。
但卖国者经常辩解自己的言行，
尤其认为其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苦衷。
郑孝胥的苦衷就是：
在大清时没有过够官瘾，
并且始终认为大清是自己真正的祖国。
为了祖国，他不惜先卖后买，
不过可惜，他错信了日本人。
不可否认，不会亏待
他的文章在当时可谓一绝，
他的书法也备受瞩目。
可惜的是，他选错了路。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历来是人品不好，一切免谈。
所以宋四家里把剔除了蔡京，凑个蔡襄；
古时就有“人奸诈媚俗，其字就一定俗于骨”的说法。
后人们所能记住他的已经不能再是文学家或书法家，
而是一顶卖国求荣的汉奸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