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 《爱痕湖》绢本 宽７６．２厘米，长２６４．２厘米，成交价1.008亿元。（资料图/图）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再无第二人能像张大千这样，以一枝画笔将中国与整个世界黏连。
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比，张大千的画作更具有一种合并中西、海纳百川的气度，而这气度背后，是张大千“漂泊”过大半张世界地图的足迹。自1949年始，张大千羁留海外三十余年，直至1978年他亲自设计的摩耶精舍在台北落成，才结束了半生“在路上”的状态。
从辗转迁徙至尘埃落定，一口箱子记录了张大千的两段重要行迹。
这口箱子以木制成，箱上原为皮扣，因锁头锈蚀而更换了金属锁扣。箱子一侧贴着 “MOORE McCORMACK LINES”的航运标签，起始地与目的地已模糊不清，但可知这是纽约一家著名的航运公司，开有巴西来往美国的航线。1971年，因张大千亲自建造、居住的“八德园”被巴西政府以兴建水库之名征收，张大千被迫离开定居近二十年的巴西迁往美国加州。此次迁居，是张大千人生与艺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另一段行迹被记录在箱子的另一侧。那是一张华航的标签，目的地为台北。箱子封条上有 “民国六十六年”（即1977年）的字迹，彼时摩耶精舍尚未落成，张大千便迫不及待带着箱子离开美国前往台北。到1978年张大千迁入摩耶精舍，这口箱子也随之结束了半生漂泊，直至张大千去世都从未离身。此后，这口箱子就交由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保管。
那么，这口箱子究竟藏有何物，能以锈蚀残旧之姿伴随张大千多年来跋涉千里？
从箱子上残存的封条中，依稀能看见“旧纸”二字。开箱可见其中存有38卷旧纸，皆不着一字。携一箱无字旧纸走天涯，听来倒颇有些奇幻美学色彩。
在2016年中国嘉德香港春拍“谪仙馆藏大千自存旧纸”专场上，这38卷旧纸拍出了1139万港元的高价。若说这一成交价是因为有张大千的名家光环加持才高得如此惊人，其实并不全面。尽管在许多人眼中，“纸”不过是字画的载体，真正的价值仍在于名家的纸上挥毫。因此收藏字画乃是东方传统，纯粹地收藏“纸”便显得小众了些。但是在行家眼中，某些“纸”的价值丝毫不逊色于甚至高于字画。
譬如此次拍卖中以330万港元成交的三张极稀有六尺宋朝罗纹纸，平均一张110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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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1万港元成交的宣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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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9万港元成交的六尺高丽金笺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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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张大千无疑是个收藏“纸”的行家，且眼光颇为毒辣。身为画家，对好纸有所偏爱并非奇事一桩。奇的是，张大千对纸的热爱，已趋近“不疯魔不成活” 的境界。
爱纸成痴
张大千一生爱纸成痴，对纸的要求也高得近乎“苛刻”。
在1985年5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书与画》杂志第七期《张大千先生论绘画》一文中，张大千如数家珍地道出了自己喜爱旧纸的原因：
“纸的种类很多，唐宋以来，纸质大都坚挺，洁白，最能受墨，后来有麻纸，看来稍粗，但仍是很坚实，画写意画是最相宜的。到明朝才有宣纸，是宣州泾县所造，或谓是明宣宗发明的，所以又叫做宣德纸。它的质料是用檀皮做的，宜书宜画，传到近世，檀树皮也用尽了，大半用稻草代替，看来雪白洁净，用起来真不如意。所以我们喜欢用旧纸，并不是纸放旧了就好画，实在是因为古人做事，不肯偷工减料，他的本质自然就好。”
如张大千所说，近世之纸“用起来真是不如意”，再加上战乱连年，得到一张好纸的难度可想而知。若是偶得佳纸，张大千便会珍而重之地记载于画作之中，因此其画作中常可见“得乾隆内库纸”、“偶得宣纸一番”等字样，不难想象其落笔时的神采飞扬之态。
彼时中国的寻纸之难在艺术界促生了一阵“东洋寻纸热”。张大千最喜爱日本东京一家叫“喜屋”的画材店。2010年，著名旅日画家朝鸿曾去拜访“喜屋”店主人松下太太，彼时的松下太太已是皓首苍颜，但依然清晰记得昭和26年（即1951）年初见张大千的情景：“他是中式打扮，中国人特制的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很有男子气的人。”张大千创作于1975年的泼彩巨作《泼彩朱荷》曾于2002年以2022万港元创下此前中国近现代绘画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其选用的泥金绢六折屏风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委托“喜屋”特别订造的，色泽夺目，气势恢宏。
张大千对日本纸情有独钟。38卷旧纸中，就有日本蔴纹纸、六尺画仙纸、三尺赤蔴纸、六尺薄鸟子纸、六尺极厚鸟子纸等数种日本纸。其中，“鸟子纸”甚得张大千喜爱。“鸟子纸”是日本和纸的一种，《下学集》(室町时代中期字典)中解释了其名字来由： “纸色，有如鸟卵，故称之鸟子”。这种纸肌理细腻，质地平滑，极耐保存，与张大千所钟爱的古纸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日本纸之外，张大千还藏有清迈纸、高丽金笺纸等舶来纸。可见，张大千的存纸木箱虽体积不大，却颇有“搜尽天下好纸”之势。
然而，远渡重洋寻纸、各地探访求纸，仍难以满足张大千对纸的严要求、高标准。他索性撸起袖子自己造纸。
早在1939年，张大千就有过参与造纸的经历。彼时张大千正为远赴敦煌筹备宣纸，但是供应宣纸的安徽已因战乱沦陷，张大千遍寻不得，几近崩溃：“没有纸，叫我去甘肃喝西北风吗？！”无奈之下，只得听从他人建议，退而求其次以夹江“粉连纸”应急。试用后，张大千虽觉效果不尽人意，但仍有改造价值，遂邀好友晏济元同往四川省乐川市夹江石子清造纸作坊一探。而这“一探”，便促成了融书画家与造纸家智慧的“大风堂造”蜀笺的诞生。比起原版纸，改造后的新纸拉力更大，韧性更强，抗水性更好。有此成果，张大千成就感爆棚，逢人便称“徽、夹二宣，堪称二宝” 。1983年11月，张大千与晏济元所改良的宣纸被夹江县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大千书画纸”。
有了此次造纸的成功经验，张大千在1978年定居台湾后与故宫博物院江兆申共造“大风堂”和“灵沤馆制纸”时自是更为轻车熟路。当时的造纸计划原准备在台湾进行，但因当地造纸所用原材料的限制，张大千和江兆申决意远赴日本，选用日本匠人，以求纸质保证。从选原材、处理纸浆，到上胶、水印……每一道工序二人都亲自琢磨、研究。经过反复的试用和配方的调校，最终进行批量的生产。
爱极一种物件的终极表现，便是从物品的使用者转变为制造物品的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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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万无一
好纸不常有，而对好纸的执念，早已烙在了中国文人的骨子里，跨越千年仍可神交。
除张大千外，从“用纸者”转为“造纸者”的另一爱纸者，当属南唐后主李煜。
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载：“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其中，“澄心堂纸”便是李煜最为钟情的一款纸，其喜爱程度甚至到了“非澄心堂纸不书”的地步。此纸“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用来形容美人也不为过。西汉有刘彻金屋藏娇，南唐有李煜金屋藏纸。这位南唐后主大手一挥，便辟御书房“澄心堂”来贮藏心爱之纸，这便是“澄心堂纸”之名由来。
不仅如此，从清人赵宏恩《江南通志》中“后主有巧思，制澄心堂纸，时甚珍之”可知，李煜还参与了“澄心堂纸”制造。野史记载了一段李煜的造纸轶事：为求得心目中的理想用纸，李煜四处搜罗造纸名匠。彼时宣州有位小有名声的造纸匠，名为蔡小二，自小励志要成为“蔡伦第二”，便被李煜招入宫中。在蔡小二面前，爱纸如命的李煜并非一国之君，当他脱去黄袍，穿上围裙，完全就是一名打下手的造纸小匠，二人形影不离，共同研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论史料的真实性如何，都能看出这位南唐后主对好纸的痴迷比起张大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澄心堂纸”百世流芳，可不仅仅是因为挂了个李煜的名头。
因品质卓越，“澄心堂纸”被称为中国造纸史上最好的纸。北宋史学家刘敞在任扬州太守时，有幸得到百张澄心堂纸，兴奋之态难掩：“当年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不忍独享，便分了十张纸给好友欧阳修。
欧阳修得纸后也惊叹不已，追问道：“君从何处得此纸，纯坚莹腻卷百枚？”，惜纸之情溢于言表：“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识哉”。反正不忍落笔，索性又送了两张给梅尧臣，并且写信“责怪”刘敞偏心，有纸居然不寄给咱们“诗老”（欧阳修对梅尧臣的敬称）。梅尧臣得到两幅“澄心堂纸”，也是激动万分，当即挥毫写下“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以示感谢。收到“澄心堂纸”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延续至明朝：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得到澄心堂纸时，反应如出一辙，战战兢兢地提笔酝酿半晌，才长叹一声道：“此纸不敢书！”
可见，一张好纸在文人的心目中，早就超越了“使用”的价值，泛着神圣不可染指的光芒。
在好纸面前，中国文人的表现是极其可爱的。除了文人，还有谁能在面对一张看似“毫无价值”的白纸时，发出“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这般迷醉的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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