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0日，国学大师钱穆去世。
近代中国的大师，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倡导学习西方文化。钱穆在其中是异类——他中学没毕业，更没有留过学，而且是自学成才。但也只有他，真正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在西化的时代捍卫传统，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
理解钱穆，就是理解中国。理解了中国，才能理解钱穆。
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个一生努力“为故国招魂”的老人。
—壹—
钱穆先生出生于江南大世家钱家，在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浙江苏南一代的是吴国，这个国家的国王就姓钱，其开国君主叫钱缪。
在此后一千年间，钱家可以说是英才辈出，就拿近百年来讲，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玄同、钱三强、钱基博、钱钟书、钱复、钱穆、钱逊······包括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都是钱王后裔。三十多世，仅遍布海内外的科学院院士就有一百多人。
所以钱家差不多是与孔孟家族有一拼的大家族，而且英才出的比孔孟家族还多，钱穆先生就是钱家的骄傲。
钱穆九岁入私塾。但钱穆一开始读书的目的并不是成为大师，而仅仅是为了谋生。
他12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失去顶梁柱，钱穆的学习生涯蒙上了经济匮乏的阴影。
13岁，他和长兄钱挚一起考入新开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兄弟二人希望能够进入师范班，学成之后可以去教书谋生，养家糊口。
在学校，钱穆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宿舍，依然点着蜡烛继续读书。夏天蚊虫多，他就搬来两个空酒坛子，放在桌下，左脚伸进一个，右脚伸进一个，以防虫咬。
小钱穆读书太刻苦了，因此成绩一直很好，然而却在18岁那年，还是因为交不起中学的学费，辍学回家。
他在乡下的一所小学里成为了一名老师——比学生还大不了多少的少年老师。
年轻时的钱穆在讲课
他边教书边自学，一教就教了18年的中小学。从小学教师到国学大师，钱穆靠的就是苦读和善思。
钱穆读书善于思考和怀疑，能够从别人没有疑问的地方起疑，从而取得突破。比如，他读《史记》时，就敏锐地发现《史记》的《六国年表》中纪年和诸子书籍有矛盾的地方。他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钱穆做学问，也不求迎合别人，只要对得起自己。
—贰—
1930年，《燕京学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署名钱穆，引起北平学界的剧烈轰动。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
一时间，几乎所有学者都在打听作者的来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不是名校教授，只是中学教师，没有出国留过学，甚至没有上过大学。
这篇文章通过考证《汉书》细节，推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说法。——这是当时一等一的大难题，堪比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无数学者魂牵梦绕想要解决却无力解决。
如果历史学界也有诺贝尔奖，这绝对是诺奖级别的大发现。
可问题是，当时整个北平的史学界，几乎都是相信康氏学说的，连顾颉刚、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都笃信不疑！
但这位名不见经传中学教师写了一篇长文，一下子打了许多大学教授的脸。太冒犯了！这种颠覆性的文章要放到现在，肯定要学术界集体封杀了！
但神奇的是，主持发表这篇文章的人，正是被打脸打得最厉害的顾颉刚。
也许这就是民国学术伟大不朽的原因吧，众多被钱穆驳倒的学者们，纷纷表示对他文章的赞许，因为钱穆在资历上虽然不值一提，但学术却无懈可击。
文章发表之后，北平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开设经学史、哲学史之类的课程，都只能停开——因为全被钱穆证明是讲错了。
顾颉刚把钱穆请到燕京大学来，这名没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终于成为了大学教师。一年之后，钱穆又转去了北大。
已经是北大新秀的钱穆，还是保留着“为己不为人”的治学风格——只要坚信自己是对的，再权威的人我也敢怼。
结果，钱穆说自己讲课“如登辩论场”——他经常在课堂上反驳其他老师的观点，即使是名师大家。
其中就包括胡适——当时公认的诸子学权威，学术界的领袖。1931年，钱穆到北大讲先秦史。
在北大，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胡适欣赏钱穆，钱穆敬仰胡适，但学术上的争论在所难免。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
钱穆、胡适先生
据说，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
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这可真是棋逢对手——留美博士、学界领袖和中学学历的小学校长干上了。
但钱穆可不是为了怼而怼。他只是一心追求学问的真实，追求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出自良心，而不愿意曲学阿世。
大师故去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也只能感概，再也没有钱穆这样“为己”的良心学者，而遍地只剩“为人”的利己主义者了。
钱穆在香港
—叁—
抗日战争的初期，形势很差，国军节节败退，西南联大也随之前往长沙、蒙自、昆明等地。
钱穆饱尝了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甚至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许多已经写好的书稿，都在逃难中散失。
但钱穆依然坚持教书育人。他讲的是中国史，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显出了更沉重的分量。
在课上讲到激动处，他似乎就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你们要记住，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只是中国史的逆流！若不是如此，中国历史岂能绵延数千载而不绝！”
“中国，是不会亡的！”满场一片寂静，几秒后，爆发出久久不息的掌声。
他在联大的课堂总能吸引来大量听众，其中就包括奋战前线的士兵。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在许多有知识的人都对时局悲观失望的时候，这样一位力证中国不会亡的大师，给人们注入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西南联大教师在露天讲课
—肆—
1949年，钱穆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堪称白手起家——连校舍都是别人出资捐赠的。
学校草创，几乎一无所有，校园里缺乏可用的图书、仪器，教授的工资也时常发不出去，钱穆自嘲说他们“老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来上堂”。
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听说钱穆来香港办学校，赶紧去找他。想请钱穆到香港大学来教书，物质条件一切好说。
但钱穆说：“新亚学院正在艰苦中，我不能离去。”
林仰山不死心，又说：“那先生可否前来兼课？薪酬您是不必担心的。”
钱穆笑着说：“我所在意者并非薪酬。只是新亚学院一切事情正在起步阶段，实在不容许我还在校外分心。”
林仰山仍不放弃，苦苦相求。
钱穆说：“好吧，那我答应你，必要时我可以参加港大中文系的会议，但我一不任职，二不授课，三不受薪。”
正是在这种决绝精神的支撑下，钱穆在几年之内把新亚办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学，在人称“文化沙漠”的香港，硬是留住了学问一脉不断，他后来说：“新亚精神，老实说，则是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而已。”
可是，又有几人能熬到这个地步呢？
他的学生余英时曾回忆，有一年香港的夏天特别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仍不愿离开学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
余英时去看望他，心里难受，问他：有什么事可以帮他做吗？
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
余英时就去买了一部送他，“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这种继绝学的卫道者的孤独和苦痛，真不知有几人能够领会。
钱穆与新亚书院社员们合照
—伍—
晚年的钱穆住在台湾，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而高呼。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爱国心，还有一方面的原因，闻之令人摧心肝。
那是因为，自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钱穆有整整32年不能和子女相聚。一直到1980年，86岁高龄的钱穆才得以和他的三子一女（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团聚。但32年后的第一次团圆，只有短短七天。
第二年，他又见到了长女钱易和侄子钱伟长。1988年，钱穆病重，钱易获准进入台湾探望父亲，成为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台探亲后，第一位获准进入台湾的大陆同胞。
父女相伴一个月，竟然是数十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钱穆说：“我本来没有什么梦想，只求有一家人、一间屋，读书终老，当个穷书生。没想到连这都成了奢望。”
因为钱穆的崇高威望，他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台独”分子的眼中钉。
他们拿钱易的人大代表身份大做文章，诬蔑钱穆涉及“叛乱案”，说他“知匪不报”。
可怜已经94岁的钱穆，还要为这种无端的泼脏水气愤不已，他感叹道：“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的亲情的。”
钱穆书法
1990年，台湾“立法委员”陈水扁突然跳出来指责钱穆“侵占公共财产”。原来，钱穆夫妇所住的素书楼，是二十多年前台湾’总统府”为了照顾钱穆，向台北市借用了一座房子给钱穆居住。
钱穆的确没有付租金，但这是政府的优待，怎么能指责他是“侵占公共财产’呢？陈水扁此举只是为了抹黑大师。
此时的钱穆己经96岁，却毅然作出决定：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他不想因为一栋房子而背上“享受特权”的黑锅，即使他对这栋房子怀有很深的感情。
钱穆在素书楼中授课
听说当局打算把素书楼建成纪念馆，钱穆呵呵笑道：“活人不能住，而要作纪念馆！有意思呀，这个人生。”
就在搬出素书楼的三个月后，钱穆在寓所中因心力衰竭，安详离世。
这位一生捍卫中国文化的价值、捍卫中国疆域的统一的国学大师，直至生命的尽头，依然看不到中华文化的兴起与中国的统一。
可他自己96岁的一生，已经蕴含了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与智慧，将东方对当代的珍贵价值告诉了世人。
甚至，他已经活成了中国文化精神本身。
他的死，意味着我们国家曾有的一种宝贵人格，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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