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
无疑，大宋的国力是孱弱的，无论是面对辽、西夏，还是后起的金帝国，都只有挨打的份，那么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简而言之，和赵匡胤的立国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宋文化方面的事，了解一下为何宋朝能成为寒门士大夫的乐园，以及教育、宋词的有关情况。
一、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而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同样，尚书省首长尚书令，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而有他省的副职来代理。
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
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
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
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因此可以说，宋帝国的立国精神就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二、寒门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后面再谈到它。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寒门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
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寒门士大夫，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
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即后来的宋英宗）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1063年，宋仁宗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
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宋仁宗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
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
当宋英宗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1、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本就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2、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3、“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三、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寒门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寒门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所有的民众。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
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
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民众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书院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书院也都成立于十世纪，只是到了十一世纪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十二世纪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
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1689种，其中88%，即1500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十世纪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十一世纪，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四、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
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唐王朝时，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宋王朝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800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200余人。
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十世纪；苏轼、柳永属于十一世纪；辛弃疾属于十二世纪；史达祖属于十三世纪。
李煜，恐怕是中国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小分裂时代南唐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帝国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艳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颗，形容舌尖。樱桃，形容红唇。裛，缠绕拂拭。醪：美酒。无那，无限之意。檀郎，爱人、丈夫。）
后来他瞒着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为她写下很多幽会的词，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划袜，脱掉鞋子，以袜着地，避免发出声音。）
被俘之后，送到开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赵光义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无办法，自有无限悲怆。978年的7月7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触怒了赵光义，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惨，他中的是牵机毒，痛苦时头部跟足部佝偻相接。
李煜当皇帝是失败了，但当一个词人却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写词，表面上平铺直叙，内部却包括真挚的感情，是一种最艰难的功力，使他成为词坛之仙，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苏轼，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选手。对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词”“文章”“骈体”“绘画”“书法”，几无一不精。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举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三世纪时，曹操大军被周瑜在此击败，奠定三国时代的基础。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别号。小乔，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纶巾，不穿戎装，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帽，指挥大军，《三国演义》中被用来描绘诸葛亮了。酹，用酒洒地祭典。）
豪放雄浑，使知道这段史迹的读者，在读这首词后，感觉到风雨扑面。但苏轼的婉约悲凉也同样成功，如《江城子》一词，写他夜间梦见亡妻，诚是一字一恸：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柳永，一个颓废诗人，他最初在一首词里有两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他参加进士考试时，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说：“去浅斟低唱吧，要浮名干什么？”柳永遂幽默的自称“奉旨作词”。他的词全部是爱情和离愁，表露出当时社会上纸醉金迷的一面。传播之广，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词。词在他的开拓下，句数增加，成为长调。他的创作技巧使他写出难写的感情和难写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铃》描述离情，回肠百折：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门，郡城城门。）
另一首《望海潮》，赞美杭州：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三吴，指苏州、绍兴、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羌管，笛。菱歌，江南妇女每逢采菱，在舟中边采边唱。高牙，古时军营前大旗称牙旗。）
在柳永的创作中，这并不是一首好词。可是百年之后，到了十二世纪六十年代，金帝国皇帝完颜亮读它，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南中国的富丽，怦然心动，引起他大举南征的杀机。
辛弃疾，十二世纪宋政府南迁后的伟大词人，他原籍历城（山东济南），生下来时，山东已沦陷给金帝国。在女真民族统治之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起兵反抗，推举耿京为主。耿京派他到来政府当时首都临安（浙江杭州）联络，可是等他从临安回来，叛徒张安国已把耿京杀掉降敌。辛弃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备森严的金军大营突击，把张安国擒出砍头，然后率众南下。
从这一段英雄行径，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强烈的爱国心，却限于客观的苟且偷安的环境，眼看一半国土永远丧失，而无可奈何。于是他的词像钱塘江的大潮，气吞山岳，但带着呜咽苍凉。我们举他《永遇乐》一词，这首词写他在京口（江苏镇江）北固亭怀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孙权的别号，三世纪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寄奴，刘裕的乳名，五世纪刘宋帝国开国皇帝。元嘉，刘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刘义隆的年号。狼居胥，即肯特山，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追击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封，堆土祭神。仓皇北顾，刘义隆未作准备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败，刘义隆隔着长江，北望北魏军营，面无人色。四十三年，辛弃疾作此词时，距南下投奔祖国已43年。佛狸，北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拓拔焘的乳名，刘义隆北伐的对手。廉颇，纪元前三世纪赵王国名将。）
辛弃疾作词，最喜欢使用典故，被人认为“掉书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碍感情奔放。
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苏轼的词如日出时万马奔腾，长啸道游。辛弃疾的词则如日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达祖，身跨十二、十三两个世纪的伟大词人。宋词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到他而作出总结。十三世纪初，宰相韩侘胄北伐时，史达祖是幕僚之一。韩侘胄开罪了儒家学派的主流道学家，等到韩侘胄失败，道学人士用毒恶的手段，大肆报复，史达祖被处黥刑——在脸上刺字后，贬窜，死在蛮荒。他虽然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但他并没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学对他的伤害，只更增高他的声誉。他描写春天燕子的《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暗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春社，立春后农村祈求丰收的祭神礼。）
如果把史达祖的词跟前面各家的词，作一个比较，可看出时间的元素，使它们大不相同。词到史达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结前人的精华。一字一句，一音一调，都有仔细的斟酌，跟中国画坛上的工笔画一样的无懈可击。但也像工笔画一样，不为后人留下余地，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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