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指的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东南的政权，也可以用来代指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六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不断，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南方相对稳定，加上大量移民的到来，为了南方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耕作技术和经验，加速了南方经济的繁荣。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经济基本达到了平衡的状态，为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
一，人口南迁和南方农业的开发
从总体上来看，六朝时期的南方是相对稳定的，如北方的黄巾之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十六国战乱、六镇之乱等对南方很少波及。因此，许多北方人在东汉末就开始南迁。如《三国志·吴书》的列传记载了60位大臣，大约有一半都是从中原南迁的，而这些大臣又基本是世家大族，他们的南迁必定带着大量的宗族、佃客、部曲、宾客等依附民，如鲁肃南迁就带领了300多人。213年，曹操试图迁徙淮南一带的居民，结果淮南人民担心被曹操屠杀而选择渡江的就多达10万户。
永嘉之乱后，北方陷入了长期的乱战，再一次掀起了人口南迁的高潮。根据相关学者的推算：东晋时期，从中原南迁到南方的人民大约有90万。实际上，这里的90万仅仅是进入国家编户的，还有大量的依附民尚未统计在内。这些移民大多数集中在江苏一带。东晋为了安置这些移民，设置了一些侨州侨郡，如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等。东晋初期，为了稳定局面，对这些移民采取免税的优待，到来后来为了增加赋税，东晋和南朝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土断”，也就是清查户口。
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稳定发展，加上移民南迁，使得南北方的人口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根据《中国人口史》的资料，东汉末年时南方人口大约是1000万，到了东晋后期有了1800万，到南朝已经有了2100万。北方人口的波动较大，东汉末年可能少于1000万，到曹魏末年恢复到2000万，而十六国时期又下降到1000万，北朝时期又逐渐恢复到2000多万，北朝后期可能达到了3000万。总体上来说，南北人口基本平衡了，而在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只有北方的一半。
南方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南方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南方的气候温暖，降水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崎岖，森林密布，导致农业的开发难度很大，长期以来南方许多地区都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态。大量的移民到来后，开始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开辟荒地，建立庄园。同时，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铁犁牛耕迅速在江南、岭南推广。同时，六朝政权也大力修建水利工程，为经济开发提供了保障。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夺取土地，六朝还不断向南方的世居少数民族进攻，例如东吴就不断进攻山越。在这种野蛮方式的推动下，南方的民族融合也加速了。
在六朝的经营之下，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突破。从南朝开始，南方的粮食产量开始超过北方，《宋书》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因此，在隋朝统一之后，隋炀帝开凿运河，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富庶的江南的中原连接起来。到唐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于南方。
二，手工业的进步
东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乱不断，百姓流离，使得民间手工业凋零，因而政府更加依赖于官方手工业。蜀汉、东吴的官营手工业就比较发达，如诸葛亮重视织锦业，将该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了蜀汉的主要财政来源；江南地区铜矿、铁矿资源丰富，东吴于是大力发展冶炼业，在矿产地设置冶令、冶丞进行管理。而巴蜀和东吴都有丰富的食盐资源，巴蜀的井盐丰富，“家有盐泉之井”；东吴临海，煮盐业发达，东吴还设置司盐校尉管理盐的产销。凭借海盐和铜矿，东吴得以发展起来，史称“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
而大量人口的南迁，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使得纺织、瓷器、造船等多个行业得以发展起来。例如纺织方面，东汉时期，北方的纺织业全面压制南方，南方只有蜀地的“蜀锦”名扬全国。从东吴开始，江南的纺织业兴起，三吴出产“八蚕之锦”已经具有一定名气。到刘裕灭后秦后，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使得江南的织锦业也发达起来。由于南方气候温和，使得南方的桑蚕养殖更具有优势，南朝时期的江南一带蚕一年八熟，桑树的栽植也更见普遍。同时，印度一带的棉纺织业也开始从云南传入中国，“哀牢夷知染彩绸布，织成文章如绫锦。”
而冶炼业、造船业、煮盐业、瓷器制造更是南方的优势，在东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如冶炼业方面，灌钢法走向成熟，使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自立于世界之林。在瓷器制造方面，青瓷的烧制技术更加成熟，瓷器产量大量增加，逐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日用品。
青瓷莲花镇（六朝博物馆）
而南方最有代表性的产业就是造船业。江南是水乡泽国，河网纵横、水上交通发达，因此对造船业也领先全球。刘宋时的荆州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侯景之乱时也有战舰千艘，称作“鸼舡”,“两边悉八十棹”，鼓棹进退，“捷过风电”。南朝时期的船只载重二万斛（约二千吨），相当具有规模。
三，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
南方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交通。在内河水运方面，长江、汉江、赣江、湘江、淮河、珠江成为了主要的交通线路。而在江南一带，又不断开凿运河，江南运河网络基本形成。在这些水运的交汇之处，就会形成区域的商业中心。
建康是六朝古都，又濒临长江，经济繁荣，在梁朝时期人口超过了100万，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史称“贡使商旅，方舟万计”。除了建康之外，江南一带还有京口、山阴等商业中心，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山阴是两浙的绢米交易中心，“征货贸粒”,“商旅往来”。
在江北一带，主要的商业中心有寿阳、扬州等。寿春地处淮、泗、汝、颍四大河流的交汇一带，成为了南北的经济咽喉；扬州处于邗沟和长江的交汇处，是江淮之间的交通咽喉。在长江中游一带，出现的商业中心有襄阳，荆州等，如襄阳是汉江上游的重镇，也是荆州的防御前沿，为“四方凑会”之处。荆州是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重心，所谓”荆州物产，雍益交梁之会”。而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成为了长江上游的商业中心。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兴起，为了唐朝时期的“扬一益二”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岭南地区，广州成为了海外贸易的中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和和东南亚、天竺、波斯、罗马等国取得了商业联系。
南方的商业发展，也使得社会开始悄然出现变化。例如南朝的高官贵族大都经商，连皇帝也在宫中学习做生意；由于商业比较繁荣，货币需要量增加，南朝曾多次铸造货币，逐渐改变了东汉末到魏晋时期以物易物的萧条局面；东晋时期，建康城外开始出现了草市，政府还设置“草市尉”进行管理，这说明城郊的集市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为唐宋时期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