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里一群人正有说有笑地向火车走去。他们是刚刚组建成的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的主要成员：宋教仁、黄兴、于右任以及廖仲恺等人。他们是准备前往北京参加4月的国会开会礼。
但是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热闹的氛围，紧接着宋教仁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刺客仍不肯放过他，又接连开了两枪，随后逃亡。奇怪的是，每天必有警察巡逻的火车站，今日竟然一个巡警也没有。
此时一行人赶忙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即使经过一整天全力的救治，宋教仁还是没有活过来。在死之前，宋教仁向旁边的人口述自己的革命生涯，并且说到这些时一度哽咽，眼角带泪。宋教仁还让黄兴拟电报给袁世凯，希望他能够完成自己的遗志，保障民权，即使自己死了也没关系。
而此次案件也成为了一个导火索。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孙中山相互猜忌，指责，后者很快就刀枪相向，开展了”二次革命”。而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成了典型的独断总统，并且在民主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一度复辟了帝制。而这行为，恰好是对宋教仁先生的遗嘱的一个讽刺。
在袁世凯死后，更是逐步进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国内政治与宋教仁先生一开始的初衷越走越远，中国再次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而有人便说道，如果宋教仁不死，那么中国的历史说不定会应该改变，中国能够提前走向发展的道路，而不是战乱。
宋教仁究竟何许人也，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改变中国？
这就要联系到宋教仁先生在死之前所提到的革命生涯了，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的民主成长，但是却在欲图鸿鹄之志时抱憾而死。
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的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这里也是谭嗣同大举办报，开学堂，宣扬新思想的地方，宋教仁从小便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宋教仁自幼聪明好学，并进入了漳江书院进行学习，在老师的思想影响下，宋教仁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反倒是民主思想颇为上心。
宋教仁在20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读了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而此时发生了抗议沙俄入侵东北的爱国主义运动，清政府加大了舆论的压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苏报案”。如何拯救中国，成了包括宋教仁等青年在内的一个重大问题。
此时章太炎、邹容等革命人物的诸多文章流传于国内外，而刚从日本回国的黄兴也在此时到武昌的两湖书院进行反清演说，听到黄兴的演说之后，宋教仁与他结识并成为了莫逆之交，共同商讨中国的民主计划。
在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一同成立了同盟会的前身——华兴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希望能够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在此之后，他们准备在湖南多地组织起义活动。
但是在起义活动遭到了败露后，政府来逮捕时，宋教仁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友人匆匆报信时他才逃跑。在他逃到了江边时，追兵越来越近，还好此时一个渔翁恰巧经过救了他，他才能够得以逃亡到日本。也正是如此，宋教仁也自号”渔父。”
居于日本这段时间是宋教仁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他在此博览群书，熟读西方多国政体论文，并且进入了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进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将西方的政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度与中国的实际相联合起来，称之为”良方”，希望能够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在日本期间，他还大力宣传新思想，创立了民国著名报纸《民报》的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并且在此时，他还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并且成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宋教仁不断策划发动了多场起义，例如东北的沈阳起义，后又是在南方的黄花岗发动了起义。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再加上有叛徒等多项原因，起义均遭到了失败。并且同盟会还失去了一大批骨干。
但宋教仁却从未灰心，而是将视线转向了长江流域。在革命党人的积极带领以及响应全国的动员下，终于在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份纷纷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清政府一时之间几成土崩瓦解之势。
宋教仁一刻也未闲下来，他带着厚厚的法制文献前往武昌，参与制定《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人人平等、人民选举等诸多法令第一次记录在了中国的法律之上。在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了南京，参与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依照文献资料，参照了西方的实际政治体制，对中国提出了三权分立，民主共和的多项政治主张。
正当宋教仁踌躇满志之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并且对《临时约法》大肆破坏，中国的民主之路又开始危险。而宋教仁十分不满此行为，辞去了农林总长一职。
但是他并未沉沦，而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重新构建民主的中国。
在当时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的是政党内阁制度，只需要宋教仁的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大多数的席位，宋教仁便可以组织责任内阁，而袁世凯的元首地位则会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没有太多实权。
为了实现这个夙愿，宋教仁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他先是将同盟会以及诸多小党连接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党派——国民党，并且实际领导权由宋教仁来担任。
即使袁世凯设置了许多手段来阻碍他，并且还有共和党等一系列强劲对手的障碍。宋教仁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口才，以及他的深得民心，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取得了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
宋教仁如愿大获全胜，准备组织内阁时，袁世凯致电宋教仁，让他前往北京参加国会开会礼。而正当宋教仁走进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时，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宋教仁的死，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悲剧。彼时他意气风发，准备一展宏图，却丧命于刺客之手，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但宋教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他在历史书中，必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差点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人物”绝不是玩笑话，宋教仁先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深，在死前是如此，在死后亦是如此。
宋教仁所带来的最大影响便是政治方面。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袁世凯持兵自重，手握大权，革命派不得已把大权交给袁世凯。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已成了天下人的共同观念，袁世凯也不敢妄自称帝。如何通过政治方面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重新夺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革命党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孙中山曾提出三项办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其中包括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总统必须到南京受任以及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律章程。就是想要通过切断袁世凯与北方的封建势力，以此达到削弱袁世凯权力的目的。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南北较量之下，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唐绍仪内阁解散，并且转而成为了由袁世凯所控制的陆征祥内阁。孙中山所提出来的三项办法自然便破灭于现实当中，想要让袁世凯乖乖听命于革命党人立下的规矩，自然是不可能，而宋教仁却拥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相比于孙中山，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的威力便比孙中山所提出来的”三项办法”要厉害得多。宋教仁通过符合宪法，符合规矩的手段，一步步将政权集于政党之中，并且将其组建新的内阁，此举在实际方面，对袁世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袁世凯自己也说：”以攀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也正是如此，在组建内阁的前夕，宋教仁会遭到暗杀，可见宋的做法的的确确对封建派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以至于要撕下自己的脸皮，使用暗杀这种手段。
宋教仁的政治抱负也未能够实现，统一中国、民主共和，也成为了泡影。而宋教仁也遗憾地成为了”差点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
宋教仁死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一触即发，双方从一开始的权力斗争到最后的武装斗争。双方从一开始”二次革命”到后来的”护法运动”，来来回回打了好几年。在袁世凯死后，军权被各路军阀所瓜分，中国再次分裂，并且陷入了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当中。这是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如若宋教仁成功将属于自己的政党内阁组建好，那么中国的政权便会重新回到革命党人手中，而袁世凯的元首变成了个空架子。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稳定，便不会陷入到军阀混战的悲剧当中。宋教仁的死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的确是一个大损失。
此外，宋教仁的另一大贡献便是组建了国民党。一个民主的国家，施行政党政治是其最根本的方面。而宋教仁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以此来对抗封建势力，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在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家有实际统治力的政党来领导，而眼看袁世凯的势力触及到宪政时，宋教仁便提出要组建一个为人民福祉着想的现代党派。宋教仁东奔西走，联合了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诸多党派，再以同盟会为主体，共同组建了当时的国民党。至此，革命党人终于有了实际的力量对抗封建势力。
在政治方面，宋教仁先生可以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国政党政治的先行者，中国宪政体制的奠基人。这一系列名头不是虚名，而是他在短短的31年时间里用血和汗所奋斗出来的实名。虽然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够完全实现，但是他为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经济方面，宋教仁曾经担任过内阁的农林部长，并且对中国的农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措施，在民国初年大力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此外，宋教仁还对金融、财税、人才、外资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在文化方面，宋教仁主张”教育为立国之本”，并且创办了江汉大学等诸多新式大学，一改以往的办学方式。提出以科学民主为学习目标的计划，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近代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宋教仁在言论自由，科学思想，人文主义等诸多方面，都拥有自己的见地，并且广为传播。宋教仁先生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在他死后，孙中山便给他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下联是：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短短二十字，便道出了宋教仁先生的人生。生前为民请命，建立共和；死后血流于宪法，抵抗封建。生前死后，宋教仁一生都是为了国民，为了中国，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所铭记。
在他短短的31年的人生时光中，宋教仁以自己的热血铸就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勇士，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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