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衣”译自满语，意指“家里的”。1621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克沈阳，当地幸存的汉族居民被编为包衣，是满人主子的奴仆。一朝为奴，终身为奴，子子孙孙也都是奴仆。这是一种不幸的身份待遇。但当清军入关并一统全国后，包衣相比满蒙统治者之外的其他民族居民，就显得更为可靠，更值得被托付公开重任及不宜公开的皇家秘密任务。
平息了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发现满清皇族在全国的统治仍面临尴尬。满族相比汉族，人数更少，后者中的大量知识分子对朱明王朝的怀念并未消褪，这也是荒诞不经的朱三太子传说会袭扰清代统治的整个前半段的原因。更让皇帝感到忧心的是，被外放到全国各地任职的满蒙将臣很快沾染上了腐败习气。如果局面持续下去，汉族大臣、知识分子连同被煽动起来的平民就可能冲击“少数人的统治”，后者将无法有效应对。
皇帝还意识到，皇室需要额外收入以满足开支，这笔钱不能出自国库，更不能肆意加税以刺激本已紧张的满汉矛盾。明朝留下了南京、杭州、苏州织造府，以及驻扎在运河和淮水节点的盐业专卖部门，这些“历史遗产”可以为皇帝贡献收入。为皇帝掌管这笔钱的人必须令人放心，明朝选任的是太监，康熙皇帝决定打破此做法。
包衣中的优秀人才就成了皇帝眼中的最佳对象。包衣祖祖辈辈为满清皇室家奴，足够可靠，也牢牢的贴上了皇帝“自家人”的标签，难以想象忠诚度会出什么问题，皇帝借助包衣可以监视江南地区的满汉官僚。包衣原为汉族人，到织造府和盐业专门部门所在的江南地区任职，有助于调处满清皇室与当地汉族居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包衣由内务府管理，掌控织造和盐业两大肥差，可以让庞大税银绕开各省官衙和户部，直接充实皇帝的私房钱。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从包衣中脱颖而出的优才，最辉煌时，成为了最受康熙皇帝信任的宠臣。我们读到的《红楼梦》，就有相当内容是在再现曹寅时期曹家的辉煌及后来的破败过程。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所著的《曹寅与康熙》一书，就是通过对曹寅一生的叙述，揭示了清代前期三项通常受到忽略但实际影响相当惊人的政治和经济机制：包衣身份体系、织造及盐业管控机制、密折制度。
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保姆，他在十几岁时进入内务府当差，以文武才华渐获信任和提升。1690年，32岁的曹寅奉派南下接任苏州织造，三年后升任江宁（南京）织造。《曹寅与康熙》书中第二章就介绍了曹寅在北京、苏州、南京等地与汉族知识分子刻意往来，结成深厚情谊的情况。事实证明，这种往来因为拉近了皇室与知识分子的距离，因而加深了皇帝对曹寅的信任，才会引出后来的密折托付。
江宁等三大织造，是清代设于江南三地的皇室纺织作坊。曹寅的父亲曹玺担任江宁织造长达22年，曹寅本人任此职超过20年，曹寅子颙、弟頫后来还陆续承袭。皇帝之所以放心曹家人半个多世纪把持织造“肥差”位子，当然与曹寅等人的突出能力有关。江宁织造不仅要想办法改进织造作坊的加工工艺，还需要在生丝收购等环节借助一系列的资本化、期货化运作牟取利润，一些时候还将受命收购或抛出粮食等重要商品，以稳定市场物价。织造的另一项财源来自署理或部分署理长江和大运河上的重要钞关。赚到的钱当然很难避免织造本人的贪墨，但大头还是贡献给了内务府（皇室）。从今天的企业模式和形态来看，江宁等三大织造接近于兼营纺织业实业和投资的国企。
《曹寅与康熙》书中叙述了曹寅以江宁织造身份参与的康熙皇帝后四次南巡。皇帝南巡江南，最初带有侦听性质，旨在研判洞察反清社会活动踊跃的江南地区的形势，以及满汉和解的状况；经前几次南巡证明和解融合目的已实现后，皇帝则着眼于向臣民展示文治武功，包装亲民形象。曹寅极佳的完成了南巡接驾工作，配合皇帝完成了南巡使命，这为其带来了两项回报：利润更为丰厚的两淮盐政监管的兼职、被接纳为皇帝亲信而履行密折职责。
史景迁指出，尽管曹寅成为皇帝耳目时已经50岁（他在54岁殒故），但他与皇帝往来的密折与批复记录已足以反映密折制度的功能。康熙皇帝深知清代官方信息制度的缺陷，通过耳目密折从而了解朱明叛乱势力活动信息、地方大臣履职情况、盐务等军国大事，甚至民间舆情、商品市价等。密折制度最终被证明不足以实现遏制官员腐败、畅通民情上达等功能，雍正皇帝继位后掀起反腐大清洗。曹寅尽管已经死去，在任期间的贪腐劣迹最终也葬送了这个包衣权贵家族的前程，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曹寅的后人对于后来的皇帝来说，已不具备利用价值。1745年，曹寅的孙子曹雪芹落魄京城西郊，开始创作那部传世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