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大清驻英大使郭嵩焘率队远赴英国，在伦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使馆。
这位曾协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外交官此时还不知道，他的一生荣辱，此后都跟这次英国之行牢牢绑在了一起。
临行前，清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寄回总理衙门，让国内官员对西方社会有更直观的了解，以便他们日后便于跟洋人打交道。
1877年1月下旬，在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之后，郭嵩焘抵达伦敦。随后，他就将在海上写的日记寄回中国，并将其题名为《使西纪程》。
在日记中，郭嵩焘不仅记述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
此外，他还盛赞伦敦现代化的城市：“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郭嵩焘还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外国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学习外语，以示友好。
对于沿途的见闻和感悟，郭嵩焘都记载在了日记之中，土耳其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上的巨大挖河机械，当然还有西方社会的重商思想和贸易传统。
令郭嵩焘没有料到的是，当他饱含热情写下的这些见闻，却成为其叛国投敌的罪证，更成为政敌射向他的子弹。
盛赞西方民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的郭嵩焘日记被寄回国内，在大清官场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顽固守旧派官员对日记大加鞭笞，对郭嵩焘口诛笔伐，称其作为天朝上国的朝廷命官，却公然在日记中跪舔英法，吹捧西方，简直毫无操守，更无囯格。
一时间，群情汹汹，舆论滔滔，满朝文武，“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称郭嵩焘“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有人甚至根据日记判定郭嵩焘已叛国投敌，称其“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认为朝廷应将其撤职调回。
郭嵩焘在国内受攻击、弹劾，在国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在国内一些官员的支持下，外交副使刘锡鸿暗中监视郭嵩焘在国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有辱国体的种种“罪状”。
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坦然受之，刘锡鸿却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因为那是英夷的服装。
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
这本是最起码的外交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此举大失国体，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是媚洋之举，大不应该。
就连一些生活细节刘锡鸿都不放过，如郭嵩焘不喝茶却跟英国人一起吃糖，不用茶杯却用银盘，不说汉语却学英文等等，这些都被刘一一列为罪状，成为言官弹劾郭嵩焘的罪证。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他。”
在内外夹攻之下，郭嵩焘被朝廷一撸到底，要不是李鸿章等洋务官员的营救，他差点都要被下狱问罪。
被罢官后，郭嵩焘告病还乡，可他人还没回湖南老家，家乡人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早已贴满大街小巷。
在一片喊打声中，郭嵩焘成了过街老鼠，就连他回乡乘坐的小船都被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 （湘江）”为由拒绝停靠，迫使他改行陆路。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凄然长逝，临终前他特意嘱咐儿子，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前来吊唁，其他亲友概不通报。
郭嵩焘去世后，李鸿章上奏，循例请求国史馆为其列传，礼部赐其谥号，这原本是给死者最后的一点慰藉，结果却被清廷声色俱厉地驳回。
几年后，义和团运动兴起，洋务派官员彻底靠边站，有人甚至上奏朝廷将“汉奸”郭嵩焘开棺鞭尸。
幸运的是，义和团排外仇洋、喊打喊杀可以，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却不行，最后反倒连累朝廷丢了国都，签了合约，赔了银子，还逼死了一大帮主战的守旧派官员。
对于这个结果，不知泉下有知的郭嵩焘会作何感想，是笑是哭，是喜还是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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