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几乎大体多是骄奢淫逸，贪图享乐，肆意妄为之辈。曾经的明末崇祯皇帝那句“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当真令人悲叹，难怪他虽为亡国之君，却不从遭受后世之人的谩骂而诋毁，更多的是一种可惜、可叹的感慨；而今天说到的唐昭宗，亦可被认为是李唐末代帝王，但是多少史学大家，后世名人对其的评价都是尤为惋惜，有中兴之志，却生不逢时之感。
唐昭宗于公元888年登基，被朱温杀于904年，在位仅16个年头。这是一个有着宏图之志，以先祖唐宪宗和唐宣宗为榜样的帝王，中兴李唐是他毕生的宏愿。
他曾亲眼目睹哥哥唐僖宗对权宦田令孜的放纵，以致于朝政混乱，腐败糜烂，进而经历由黄巢起义而带来的颠沛流离，逃亡之中，年仅十四岁的李杰（即唐昭宗早年名字）初尝到了田令孜那冷漠的鞭打，那一刻的唐昭宗想必对权利是渴望的，不仅为了报复田令孜对他的今日之耻，也是为了挽李唐江山狂澜于既倒。
在宦官杨复恭的拥立下，李晔终究还是君临天下了，可是摆在眼前的是一个经历穆宗、懿宗以及僖宗混乱后留下的烂摊子，朝政乌烟瘴气，宦官气势嚣张，藩镇林立的局面，最无奈的是中央的权威已日薄西山，地方藩镇的掌控力度已然大不如前，甚至于公然违背朝廷，唐昭宗虽然有中兴之姿，可是能不能在波云诡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博弈下取到好的成绩还要拭目以待。
由于田令孜在僖宗朝的所作所为以及杨复恭对其的拥立，这让李晔感受到了太监对皇权的威胁，由此昭宗先将其目标对准了权宦杨复恭，以拉拢杨复恭养子杨守立为开局，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之中，凡是都需要耐心和时间，而另一边，昭宗意识到朝廷太需要一场对外军事胜利来提高威信，为此于文德元年即888年十二月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率兵出征，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助讨，同时新设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就这样一场讨伐西川的战役开始了，两个目的，裁决田令孜以及陈敬瑄哥两；重振朝廷声威和震慑诸藩。
与杨复恭的争斗经过数年，终是以唐昭宗的胜利而结束，可这却不能令其感到多么高兴，因为西川之役，朝廷耗费了三年时间，十几万的兵士，无数的钱粮，却为王建而作了嫁衣，阻断剑南，驱逐韦昭度，俨然已占据蜀中之地，不听朝廷调遣；而另外一面在朝臣的撺掇下以及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云中防御使赫连铎三人的上疏催促下，终是开启对河东李克用的军事打击，三镇之兵联合，再加上朝廷新募10万大军，当面对宰相张浚信誓旦旦的出发，唐昭宗内心是忐忑且紧张的，纵有冲天之志，在勇猛的李存孝以及骁勇的沙陀兵面前再加上李克用的援军，未经战阵的张浚铩羽而归，朝廷之兵几乎是全军覆没。
两场大战下来，昭宗朝廷成为了藩镇的嘲笑对象，面对着凤翔李茂贞的冷嘲热讽，昭宗勃然大怒，又是一番干仗，结果可想而知，此刻的李晔别提有多懊恼了，对宰相杜让能之死以平李茂贞之怒的做法，昭宗愤怒之余也只能徒叹无力，毕竟此刻他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昭宗的灾难并没有随着李茂贞的离去而结束，因为二年后，即公元895年，李茂贞再次移师入京，昭宗至此开启了他帝王生涯中最窝囊的软禁历程。帝王逃亡或者被软禁这都意味中李唐中央的崩塌，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昭宗也明白李唐的中兴也只能是梦想了，这一切虽然直接导火索是因为西川之战和河东之役导致中央权威丧尽，可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懿宗、僖宗的荒淫无度，戏耍无度，特别是黄巢起义的致命一击。
黄巢起义，帝国制度已崩，不再自我修复
公元881年即中和元年，这一年是黄巢大齐政权的元年，亦是李唐帝国最为耻辱且拉开崩塌序幕的初年，当真是应证了那句话“有人欢喜有人愁”，黄巢在长安的大明宫中有多么的畅快那么以唐僖宗为首的李唐朝廷和皇室就有多么的狼狈。
安史之乱以来，李唐虽然历经八年战乱，可是其强大的底蕴让其有着无法想要的自我修复功能，即使外有吐蕃、南诏、回纥等外族的不停侵犯劫掠，内忧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可是李唐仍旧挺立不倒。
藩镇一直以来都是中晚唐的特色问题，历代李唐君王无不想削藩而中兴帝国，藩镇和中央一直处于打打停停的阶段，从不曾有过彻底胜利的一方，即使是元和中兴，也只不过是藩镇短暂的妥协罢了。问题来了，李唐是如何于此间问题中延续一百多年的呢？
安史之乱下，中央集团虽不复往昔，面临崩塌，可是藩镇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度却出现了，除了桀骜不驯的河朔三镇以外，其它藩镇对中央还是归附感比较强的，有点类似于周朝分封制度下，天子号令诸侯，诸侯遵从王命，毕竟威权尚存。
以藩镇为助，以神策军为骨，以此维护中央的威严，政治无法斡旋还可以依靠军事，东南财赋的源源不断，度支和盐铁系统的强力运转，保证了帝国经济的命脉，经济稳，则军队盛，军事强则威权高，这就是黄巢起义之前，唐朝的制度，虽不能说再现盛世皇朝，但是让李唐有惊无险的前行下去还是没多大问题的。
可是偏偏黄巢起义，上蹿下跳，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所经之处无不是体制崩溃，经济糜烂，虽然黄巢仅仅占据长安三年，可是朝廷权威已跌至谷底，而帝国赖以生存的制度被从根本上瓦解，唐昭宗登基为帝时，帝国衰亡已不可避免，李唐马车的踽踽前行也只不过是惯性使然罢了。
黄巢起义所带来政治上的直接深重影响
左冲右突，给帝国带来的影响超乎了李唐和藩镇的想象。过去南衙、北司以及藩镇三足鼎立的平衡彻底被摧毁了，政治上南衙北司的矛盾以及藩镇的膨胀野心导致了一部分在朝官员直接成为强藩的代言人，如那个一直主张攻伐李克用的宰相张濬就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在朝的代表，昭宗对李克用是忌惮的，可是朱温等人面对日益强大的李克用也是想除之而后快的，上源驿就可见唐末藩镇的势同水火和兼并问题，由此河东之役表面上看是昭宗和朝臣想要抓住时机重振朝廷威风，实际是各方权利角逐和博弈的结果。
权宦韩全诲与宰相崔胤之争，直接导致了背后的李茂贞和朱温之争，这就是昭宗时期的朝廷，与强藩联合，争取利益最大化，哪还有什么社稷和忠君爱国思想。
京西诸镇对李唐的致命一击
早在僖宗末年，京西诸镇就已然不将李唐放在眼中了，不仅仅是大太监田令孜挟天子令诸侯，藩镇将帅们同样是将皇帝当成了提线木偶，这一现象在朝廷狼狈回归，唐昭宗登基为帝时表现得更是明显。
邠宁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及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们近水楼台，时不时的就移兵京师，搞得朝廷威严扫地，昭宗一朝对家门外的问题屡屡伤神，更别说关东其它藩镇已然腾不出手解决，就这样失去了朝廷的束缚，藩镇本就借着平叛黄巢一时间招兵买马，发展壮大，后来更是肆无忌惮。
昭宗受制于京西藩镇，导致了被藩臣软禁整整三年，帝王威严荡然无存，后回到长安，又面临着宦官中尉刘季述的阴谋废立，被软禁于少阳院，刚出虎穴又入狼窝，这对于一朝天子而已实在窝囊至极，可是昭宗又能如何呢？
一切都源于经济体制的全面崩盘
纵观安史之乱后的历代李唐帝王，没有一个帝王会如昭宗朝廷那么缺钱的，这实在是因为黄巢起义直接导致了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一 一截断。
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财赋并没有被阻隔，仍旧源源不断的通过漕运而输送到中枢，为此唐廷有足够的金钱支撑军队的招募以及对外的军事。
可是到昭宗时期，朝廷对藩镇直接失去了掌控，东南财赋被截取或直接输送不上，镇守淮南的名将高骈就公然违抗，拒不上贡。而榷盐和榷茶作为李唐中后期财政收入的主要之一，南方的联系断绝，直接导致了茶税的完蛋，而河中藩镇的池盐和四川的井盐也被藩镇各自占据，昭宗无力养兵，拿什么与之相争？
西川之战和河东之役，已经是昭宗朝廷仅有的资本了，一朝覆灭，难怪强藩乐见于此，李唐的败亡说明藩镇野心的极具膨胀已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
那自肺腑的一句话是那么的包含情感而又深深的无奈
天佑元年即公元904年，唐昭宗被朱温胁迫迁都洛阳，当车驾进入华州，面对夹道欢迎山呼万岁的百姓时，昭宗哭着回了一句“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这一句包含情感，是对李唐灭亡的深深无奈，想昭宗一生立志匡扶李唐江山，中兴大唐，可是不管如何折腾，到头来颠沛流离，受尽耻辱，他非亡国之君，可李唐处处亡国之象，当辗转落入到朱温之手时，李晔已然明了，革大唐命的刽子手出现了，藩镇的角逐和兼并，朱温暂时性的笑到了最后，朱温，李唐的掘墓人，却非其之过也！时也，势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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