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及其制品鸦片，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的罂粟及其制品鸦片都是从国外传入的。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列传》记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国学者夏德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时，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叙利亚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记载，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六百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涎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唐代时，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就达三十七次。古代阿拉伯进入中国主要有陆、海两条路。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十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从文献记载考证，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是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条，记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八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因此，有理由推断：在公元七世纪的上半叶，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鸦片，已经进入了中国。
阿拉伯人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带到了中国。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朝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成书于唐开元时期的《本草拾遗》中记载：“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生活于唐文宗时期（公元826~840年）的郭橐驼，也具有种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
在罂粟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间，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还是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当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之美学观念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用来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所以有诗曰：“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员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官妓）有不佳者”，便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这时，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譬如，北宋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道：“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宋代的医家已用罂粟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的医家承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和泻痢。到元初，忽必烈于公元1270年设广惠司，专门制造阿拉伯药剂。公元1292年，元人又设“回回药物局”，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被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一方面可推断出它已进入了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罂粟已越来越广泛了。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在《种药苗诗》中指出，罂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所以，罂粟在宋代，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同时，宋代人也已经认识到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硕提出抵消罂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可以从“杀人如剑”这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应已有不少因食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明代医家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谢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他采集生鸦片的记录相当详细，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在那里，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其后，有名医李梴的《医学入门》，书中写道：“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至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的医家已懂得熟练采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另外，罂粟的别称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等。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医学大师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泻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泻、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价值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而制作鸦片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本草纲目》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制成，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确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中制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剌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二百斤“乌香”，给皇后一百斤。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颁布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十斤鸦片的税银为一钱七分三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明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食用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贵，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幸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明神宗就是一个 “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户部主事董汉儒说：“（万历皇帝）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因吸食鸦片，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而史家许熙重则把皇帝吃鸦片的责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蛊。”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还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个鸦片瘾者，应是不争之事实。
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
清代，罂粟主要通过海、陆两条途径流入各地。海路由东南亚诸地传至台湾、福建。福建最早种植罂粟的，大约是福宁府的福安县。在嘉庆年间，那里的罂粟花已经盛开了。此后，又由福建传入浙江。浙江的土壤显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适合罂粟的生长。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几乎已是遍地罂粟了。公元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同样，在安徽，“徽州宁国、广德等属，毗连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户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
陆路由印度经东南亚、缅甸传入云南。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是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出版的《云南府志》。云南天热多雨，是栽培罂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该地出产的“云土”（又称“南土”）在土烟中为上品，产量也急剧增加。公元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一万二千两。
云南的罂粟很快传入四川，最迟在道光元年（公元1821）时，涪陵一带的农民已弃粮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据史料载：“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从此不仅“川土见盛”，而且四川还成为罂粟传播的中转站。
罂粟又由四川传入贵州，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时，贵州“尚无栽种熬烟之事”。但四年后，已有种、吸鸦片和开设烟馆的记载了。到了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已是“遍载罂粟，熬炼成土”了。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现据郎岱、普定、清镇、贵筑等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从四川北上传入甘肃、陕西、山西等地。这样一来，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内就有人提出以土烟来抵制洋烟的主张。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也有人说：“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又有人说：“鸦片之利，数倍于麦，其益农者大矣”；甚至还有人认为“内地之种越多，夷人之利日减……不禁而绝”。
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如较早的道光三年（公元1823），吏、兵两部奏请酌定失察鸦片条例，要求禁止“私种罂粟煎熬烟膏”。此后，御史郭柏荫奏请严禁栽种罂粟一折称：“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番舶不通之处，皆由内地民田遍载罂粟，熬炼成土，地利、民生两受其害。必当严申例禁，以除积习。”
但对于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为罂粟花，将烟膏改称为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其结果，在公元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成为近代“东亚病夫”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