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国古代，“人贩子”并不完全是非法的。买卖人口，分为“自卖”、“掠卖”、“略卖”、“和卖”等多种不同的形式。周朝时期，朝廷配备了专门负责人口买卖的专员，名为“质人”。根据《周礼》的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
西汉时期，刘邦也曾鼓励过老百姓贩卖人口。《汉书》记载，汉初曾爆发过大规模的饥荒，当时国内一斗米涨到了五千钱，当时灾区的老百姓饿死了一大半，以至于多地区出现了人类相食的悲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刘邦颁布诏书，鼓励老百姓卖掉孩子，换取充饥的食粮。
到了隋朝，这种人口贩卖的现象也没有好转，甚至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隋书》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从东晋时期的税收法律来说，在人口交易期间交易额每达到一万钱，就需向官府缴纳四百钱的税。其中，买人的一方需承担三百钱，而贩卖人口的一方则需承担一百钱。就算是没有文书凭据（发票）的，也要根据贩卖人口的价值估算交易额缴纳税款，名为“散估”。
一直到民国以前，我国的“人口贸易”始终非常活跃。因为市场的繁荣，我国古代还衍生了许多以贩卖人口为生的特殊人群，他们被称作“牙侩”（这一名词也有正当经纪人的意思）。当然，这种合法性质的贩卖人口仅限于卖儿卖女，拐卖这种行为仍是违法的。“奸人缘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情况便属于“诱拐”，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在古代人口拐卖的过程中，经常有女性受害者受到不法分子的性侵。乾隆四十一年，京城出了一个喜欢迷奸幼女的罪犯，甚至曾奸淫过幼女十六名。因此，当时的官员在审理诱拐案时，会将“奴人有无前后奸情”作为重要的量刑标准。
由于贩卖人口的风险很高，所以古代人贩子通常会采取团伙作案的方式，并在某地设立据点。在很多时候，这些人贩子的行为都十分令人发指。
《客窗闲话》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五年，官府破获了一起拐卖案，案件嫌疑人陈大组织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拐卖团伙。“迭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俊者卖之远方，蠢者杀食其肉，灸骨为丸。”
纵观历朝历代，拐卖人口最盛行的朝代要属唐朝。
唐朝时期的人口贩卖业已呈国际化的趋势。在当时，已有许多海外人口被贩卖到中国，沦为奴隶。被卖到中国的黑人，被时人称作“昆仑奴”。
汉唐时期，朝廷曾多次明令禁止这种拐卖行为，但由于当时社会脱离奴隶制未久，所以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唐律疏议》中记载了唐朝官府对拐卖人口罪的规定：
“诸略人、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还规定，“和诱者，各减一等。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卖未售者，减一等。”
如今，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警方解救被拐卖人口的新闻，在古代也曾发生过。古代官府经常会出动官差解救这些受害者，例如宋真宗时期，虔州员外郎周湛就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被拐人口解救行动。
在此期间，周湛及其部下总共解救了两千多名被拐卖的受害者，并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饮食和路费，帮助他们回到家乡。当然，除了被解救之外，被拐卖人口还有一种回家的方式，那就是家人向人贩子交钱，进行“和买”。
这种方式，与绑匪绑票的性质比较像。
历史上还发生过官方“和买”的情况。例如，宋太宗赵炅曾“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宋真宗时期，当时契丹人在南侵的过程中掳走了大量汉人，东京留守王旦曾想朝廷上书，表示愿意捐赠十万黄金赎回这些大宋子民。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已成过去式，如今人口贩卖已成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