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蒙尘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大明的朝堂上除了悲痛，更多的是人心惶惶。
为了讨论战守大计，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只好硬着头皮召开廷议。
其间官居侍讲学士的苏州人徐珵，以所谓的“荧惑南斗”、星象极凶为由，强烈建议大明朝廷南迁。
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怒斥：“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大学士陈循力挺于谦。
礼部尚书胡濙也反对南迁，他说：“（成祖）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
由此，坚守京师的主张获得了朝臣的多数支持，非议南迁的徐珵被轰出大殿，朝堂上唾骂声不止。
这乱哄哄的一幕还没平息，接着朝堂上又掀起更乱的一幕，右副都御史陈镒痛哭上奏，要求即刻诛族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
陈镒这么一领头，朝堂上弹章纷上，此时的郕王并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觉得这是大事，不敢做主，只传谕出宫待命。群臣见郕王不作为，大失所望，一个个伏地痛哭，坚决要求即时降旨，准为劾章所请。
眼看要遭灭顶之灾，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跳将出来厉声叱斥，妄图把群臣轰出殿去。
这个举动一下子激怒了素性豪迈负气的户科给事中王竑，王竑把衣袖一撸，大步向前，扑向马顺，一把拉住他的头发，握住朝笏就打，一面打，一面破口大骂，之后干脆抱住马顺的脑袋，咬马顺脸上的肉，恨不得生吃了王振贼党。
这时群臣一拥而上，把满腔愤怒统统发泄到了马顺身上，最后活活把马顺打死在了郕王面前。
负责警戒宫门的锦衣卫，见自己的长官被活活打死，气势汹汹地想动手报复。郕王一看局面要彻底失控了，吓得打算溜走后宫。
可以想象，如果郕王这时候真溜掉了，锦衣卫更无忌惮，满朝文臣必遭荼毒，朝廷中枢必遭破坏，天下非大乱不可。
在此关键时刻，又是于谦及时挺身而出，他从混乱的人群中挤出来，袍袖尽裂，抓住郕王说：“殿下！请宣谕百官，马顺之罪当死，打死马顺者，无罪！”
在于谦的力挺下，郕王这才壮起胆子，拿出威严，大声宣谕。如此一来，锦衣卫才不敢盲动，而百官亦得安心，一场喋血宫门的悲剧这才得以避免。
由此可见，国中无主，正邪势不两立，大明朝堂上的局面有多混乱险恶。
这是京城内的乱象。京城外，瓦剌也先更是把明英宗当成天字第一号的大“肉票”，想拿着肉票逼迫大明朝廷就范。
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明更不能被瓦剌掐住命门，群臣劝孙太后早定大计，于是就有了孙太后的两道诏令。
第一道：命郕王摄政。“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命郕王临百官，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
第二道：立太子。“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忧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辅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孙太后的这两道诏令说的很明白：郕王总国政是辅佐太子，如周公辅成王，英宗能迎回自不必说；迎不回，由英宗周妃所出，此时两岁的皇长子朱见深即位，瓦剌亦不能以英宗为奇货。
这样的安排，其实很稳妥，如果郕王能认清这一点，以后就不会有夺门之变，郕王也不会自取其辱；而于谦如果能认清这一点，则不会先为拯救大明社稷的忠臣英雄，后成身首异处的惨死冤魂。
然而，正如《大明风华》中明宣宗朱瞻基点评于谦的那样：于谦是先忠社稷，后忠君王；他心中爱的是天下社稷，而不是大明朱家。
随后，因为瓦剌也先频繁挟持明英宗袭扰大明边城，以于谦为首的外廷大臣便提出了一个主张：国赖长君。
于谦认为，拥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一来可以安定天下人心，有利于保卫京师；二来，只有别立一天子，才能使瓦剌也先无奇货可居，这样反倒容易迎回英宗。（但有一个前提：拥立长君，以后和谈，绝不能为了迎回英宗迁就瓦剌也先。）
为江山社稷，于谦确实忠心可鉴，但站在明英宗角度，此种忠臣是能要了他性命的；甚至在孙太后那里，因为贤明，她虽然应允了于谦的主张，但内心深处，则一定有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