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涉及到游牧国家组织形态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些基础知识的铺垫。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实也是有代际的划分的。
匈奴、檀石槐建立的鲜卑、后来的柔然、突厥，乃至于契丹，在政权组织形态上，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游牧国家，即以核心部落，或者说部族为单于、可汗的权力基础，再以血缘相关的兄弟、子侄带领一部分核心部族的武力，分封管理一大批附庸部落，附庸部落平时要缴纳贡赋，战时要在各个分封的贵族统帅下出征，但是在基层，仍旧是血缘维系的种种异姓部落，甚至是不同的语言、人种。
而下一个文明形态，是在金朝影响下的蒙古，采取的是金朝开创的地域部族制度，即将不同血缘的部落打散，形成千户的基层部落单位，再之上则是地域性的万户。
这部分地域性的万户就有可能是诸子分封，也可能是亲信臣子统领。
早期的游牧行国文明形态，核心部族的人口、兵力是整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因为唯有它们可以战胜、威慑其余的附庸部落，他的血亲分封体制才能维持下去，同样，他的战时战利品分配和贡献制度，也围绕着核心部族的人力、物力、兵力的优势，也就是必须的强干弱枝。
而汉武帝对于匈奴的打击，就和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打击一样，拳头不再是清理边境骚扰的小动作，而是追逐单于庭、汗庭的定点决战。
这种决战由于游牧民族的战争方式，往往是分级征召附庸部落，就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比如冒顿单于时代的控弦四十万不是随时有40万骑兵，而是总动员之后，可以集中四十万兵力。
汉军和唐军的主动斩首行动，等于是在对方没有征召起大规模兵力的情况下，对汗庭核心部族的重点打击，无论决战胜败，这个核心部族的正常放牧肯定没戏了，大规模的抄掠又会让它们损失大批的零散人口和物资。
因此，别说汉武帝的北征造成了匈奴汗庭的巨大伤亡，即使根本没有打着，匈奴核心部族的力量也是不断地衰弱。
核心部族的衰弱就势必带来与附庸部落力量对比的消长，附庸部落就会起兵反叛或是不再缴纳贡献，不再派兵从征，则这个政权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越打越弱，最终被某个新崛起的部族吞并。
比如北匈奴西迁后，在草原上的十万落匈奴就加入了新崛起的鲜卑，冒称鲜卑，也就是后来建立北周王朝的宇文氏的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