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可以分为杀和平居民、杀读书人、杀川兵三种情况：
一是攻城之后的屠杀。
张献忠是明末两大流寇之一，破城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屠杀
即所谓“除城尽剿”。
据明人记载，张献忠在攻克重庆、成都以后都对当地官民进行了不分对象的屠杀。比如《罪惟录》中记载，攻破重庆后，“城破，端王阖宫被难。旧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当初，从汉中跟随端王逃亡重庆的士大夫纷纷遇难，《怀陵流寇始终录》中记载，“端王出汉中时，士大夫多携家以从，故衣冠死者甚重”。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不无心悸地写到，“流血有声”。
在攻破成都后，《罪惟录》记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蜀记》中说，“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
近来在四川彭山江口出水的蜀王之宝，发现被人为切割成十几块。此外，另外两块金宝上，有“定、荣”字样，初步判定是属于定王、荣王金宝的残存部分。这些金宝上，许多都有被斩、砍的痕迹。
蜀王金宝来自蜀藩王府，是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及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
被淹没几百年再度出水后，上面清晰可见的刀痕，让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张献忠破成都后，烈焰蔽日生灵涂炭、民众无一幸免的悲惨景象。
一些小城也惨遭张献忠军队屠城的命运，比如“顺治二年，文秀屠广元”，张献忠令保宁贼将刘进孝复屠保宁，绵州等州县皆屠。十一月，张能奇复屠保宁。
此外，还有为了镇压抵抗，不加区别地大规模屠杀，所谓“搜各州县山野，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二是大规模屠杀读书人。
因为发现有读书人勾结李自成，张献忠进而对四川读书人产生病态怀疑，决定予以大规模屠杀。
《鹿樵记闻》中记载，“廉得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八千人，所弃笔砚如丘冢。”
“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杀读书人，是历来最下作的手段，也是张献忠最被证明为胸无大志，嗜杀的流寇有力证明。
三是形势不利时候杀人：尽杀川兵。
1645年，南明以王应熊为督师，经营川湖云贵四省，以樊一衡总督川陕军务，“合计诸要隘兵马，不下二十余万”，张献忠发现形势恶劣之后，想到的不是团结人心，施以仁政，反而产生了“蜀人负朕，恨入骨髓”的病态思维。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张献忠把军中的四川人都看作是“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于是决定把军队中的三种人全部加以屠杀，从而达到他自认为纯洁队伍的目的。
其一系四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来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火并响马收入者。
全部只有一个结局：俱当尽诛。
结果在军中屠杀“男妇大小不下二十万有奇”，占军队总额的半数。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纯粹根据地域标签乱杀一气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张献忠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农名起义领袖，实际上只是一个心理病态，精神偏执的杀人魔头而已。
在大规模的屠杀下，张献忠不仅失去了人心，也放光了自身的血液，比如，他在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的军政官员，到亡命时，身边居然只剩下25名官员。
此外，他离开成都前，下令“各将士自杀其新收妇人”，到顺庆时，“尽杀川兵”。
可惜的是，几百年后，这样的杀人魔鬼居然被作为正面形象存在于教科书、以及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所谓专家为其辩解，洗白，实在是可悲可叹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