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固然除了时地相宜的雷霆一击，还有多重内核的事前策划、收买、布局，但如果要给予其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那么还是说是一个斩首行动比较合适。
另一方面，这个斩首行动和纯阴柔的宫廷政变又有所不同。
从刘渊死后开始，五胡帝王交接过程中，宫廷流血几乎从不间断，这其实是草原可汗关于继承的习惯法——上一代可汗去世之后，新可汗必须通过对外的掠夺和内战来赢得众多部落长老的归心，其中畏威甚于怀德，也是理所固然。
唐朝皇室母系是鲜卑贵族，本身又受到鲜卑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在儒家伦理视野中的伦常惨变，在其政治文化的潜规则中又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我们注意到，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有自己忠诚的部属。
即使在听到太子和齐王的死讯之后，时为齐王府副护军薛万彻（对应尉迟恭的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可知其身份地位以及与李元吉的关系）和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等率东宫、齐府精兵2000人赶来，猛攻玄武门，守门兵拼死力守，薛万彻见久攻不下，便想率军攻打秦府，秦府将士闻讯十分恐惧。此时，尉迟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级赶到示众，东宫、齐府士卒遂溃散。薛万彻只得率数十骑逃到终南山。
薛万彻躲避起来后，李世民多次派人安抚，薛万彻这才出来谢罪。李世民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对其既往不咎。
（薛万彻剧照）
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的情况与薛万彻类似。
李世民一方面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亲信论功行赏，另一方面对秉承原则反对自己（甚至杀死敬君弘等李世民部将）的李建成李元吉的亲信既往不咎，固然是一代明君政治家的气度胸怀，但究其根本，也和前述草原习惯法有关——强者居之本身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个强者不能以私心反攻倒算过程中反对他的人。
要之，李建成、李元杰既死，从大义名分上其支持者无从凭借，此所以战斗力爆棚的东宫、齐王府军队一见首级就自行溃散。
再加上玄武门本身就是斩首行动，尘埃落定，“新可汗”理论上已经出现（即使李渊肉身尚在），外地勤王救驾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也不会发生了。
（李世民剧照）
（长安城复原模型）
李世民以其成功本身获得了合法性——从儒家传统角度还需要粉饰背书，但在鲜卑习惯法意义上已经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