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建文、永乐年间，明廷在长城一线相继设置了甘肃、宁夏、宣府、大同、辽东五镇，用以防范蒙古骑兵的入侵，北京靠近长城，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天子守国门”。崇祯年间，明朝内忧外患，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没有迁都，而选择了自杀殉国，是为“君王死社稷”。那么如何看待明朝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呢？
（明成祖画像）
明成祖“天子守国门”实属无奈之举，把都城放在边防重地，从军事角度来考虑是不安全的，所以明廷在北京周围修筑了内外两道长城，来拱卫京师。清朝在今天的北京西北部一带，修建了大型的皇家园林，如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而明朝皇帝却不敢在这里大兴土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明朝的时候，这里属于京师的郊区，很容易受到小股蒙古骑兵的骚扰。
明朝前期，国力强盛，“天子守国门”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到了国力衰微的时候，越显示出不利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君王死社稷”的历史事件出现。
（1907年的长城）
从整体上来看，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情况，与中国历代都城位置的变迁史有关。
对于明朝来讲，定都南京、北京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南京位于经济中心，无漕运之忧，但由于把重兵设置在了北方长城一线，远离军事中心，不利于管控全国，北京位于军事中心，但不在经济中心，需要大运河来维系漕运。因为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使得明廷在都城的选择上一度出现了犹豫。
中国古代到了宋朝以后，为什么没有朝代再定都西安和洛阳了呢？这与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向南迁移的大趋势有关，明太祖也曾一度想定都西安，西安位于关中平原，有众多的关隘拱卫，易守难攻，且远离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天子就食东都洛阳的情况，因为关中平原的经济衰退了，所生产的粮食无法供应长安这座城市的需要，把东南地区的粮食运输到关中平原是非常困难的，宋朝定都汴河沿岸的开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漕运比较方便，而开封却没有山势可依，易于被攻破，宋朝定都开封也不是最优的选择。
正因为漕运艰难，所以明太祖才放弃了定都西安的打算。
明朝实行的其实是两京制，一个是南京，一个北京，在明英宗正式定都北京以后，南京依然是留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南京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等衙门。
在明英宗正式定都北京以前，明仁宗和明宣宗甚至还想把都城迁回南京，明廷在南京与北京的选择上犹豫不定，为什么会犹豫不定呢？就是因为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
（明英宗画像）
英宗于正统五年（1440年）正式定都北京，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就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幸好此时明朝的国力还比较强盛，在北京城周围成功阻挡住了瓦剌骑兵，要不然，英宗能不能回来，还是一个问号。
到了崇祯年间，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崇祯皇帝其实很想迁都南京，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而且是留都，但是在中国古代，迁都就意味着抛弃宗庙、陵寝，抛弃宗庙、陵寝是大罪过，要被大家唾骂的，明朝内阁没有哪个大臣愿意出来承担这个责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崇祯皇帝想当宋高宗，却没有人敢出来当秦桧，实际上，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崇祯皇帝如果迁都南京了，也许明朝还会延续下去。因为没有人敢承担迁都的责任，所以崇祯皇帝非常的郁闷，曾经指责光时亨道：“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综上所述，明朝前期，国力强盛之时，“天子守国门”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到了国力衰微之时，越来越显示出不利的一面，“君王死社稷”则是无奈之举，然而，“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却给后世之人留下了值得称颂的悲壮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