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强盛的王朝之一，除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外，更令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还是初唐的那些声名显赫的将星与谋臣。比如，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房玄龄、柴绍、虞世南、秦琼、慰迟恭、程咬金、侯君集、魏征、徐茂功等等。之所以会这样，《隋唐演义》之类的小说与评书功不可没。
确实，上述英雄人物，在为大唐的建立与维护李世民的权威上，建立了卓著功勋，所以，才会被李世民命人画像、题赞，榜诏天下。但是，除了这些“内战英雄”外，唐朝的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骄人战绩，可惜，却常常会被人漠视、遗忘。比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仁兄，也是初唐的一位名将——曾率部驰援新罗，在白江口之战大败日本、百济联军而名震天下的刘仁轨。是役，刘仁轨亲率唐军4万与20万日本军队作战，一仗打得日本800年不敢招惹中国。
刘仁轨(601-685年3月2日)，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出身隋末的平民之家，史称他虽生于乱世，仍”恭谨好学”，”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战乱年代，普通民众很难谋生的，所以，刘仁轨也投身义军，成为任瑰的随行文员。时为河南道安抚大使的任瑰，曾上表论事，刘仁轨见到草稿后，便提笔改了几个字，使所奏表章焕然一新。任瑰见到表章后，惊异不已，立即将刘仁轨补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从而走上了一条建功立业的曲折之路。
为官之初，刘仁轨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低品小官，因为人耿介，不为长官所容，所以，多年也难得晋升。刘仁轨命运的转机，是得益于一场战争。
唐高宗时期，用兵高句丽。唐军的计划是，先攻下百济，去其外援，然后再灭高句丽。百济当然不经揍，国王及太子被俘，唐朝在其地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
百济趁唐军进攻高句丽之机，派人前往倭国(今日本)迎回故王子扶余丰，立其为国王。倭国亦欲乘朝鲜半岛三国内乱之时，保住在高丽半岛上的势力，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遂派阿昙比罗夫率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两国联手兵困百济，刘仁愿部有被围歼之险，向朝廷请救。
唐朝派兵前往救援，但是，援军统帅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王文度渡海时意外死亡，唐军一时群龙无首。唐高宗这才诏令正受上司排挤打击的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领王文度部众，从近道征发新罗(位朝鲜半岛东南部)兵以救援刘仁愿。于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海战发生了。
当时，刘仁轨的部队只有4万人，而日本军队有20万，敌众我寡。可刘仁轨毫不畏惧。他于663年8月，率水军抵达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只有170余艘战船的唐军，与日本军队千余艘舰船进行对峙。很明显，日本占据绝对优势。在敌强我弱的危机情况下，刘仁轨临危不乱，小心应战。当他发现日军舰船拥挤在一起时，下令发射火箭，采取火攻，将日军舰船烧成一片狼藉。一个回合下来，日军便败退了。
日军败退时，刘仁轨并没有下令追击，而是摆下阵势，继续严阵以待。日军诸将计议，只要充分利用他们船多势众，一拥而上，全力进攻，便一定能迫使唐军后撤，然后再乘胜追击。于是，日本水军也不讲究战斗队形，便蜂拥冲向阵形齐整的唐朝水军。唐舰八字摆开，布下口袋阵，任由日军冲向本方腹部。须臾之际，唐舰马上左右合拢，将日战船围困其中，居高临下，展开攻击。日本水军被困于狭窄区域，舻舳相撞不得回旋，只得引颈就戮，军士落入水中溺死者不计其数。
此后，唐日水军又数次交战，但日军每战皆败。日本水军惨败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率军投降，百济自此彻底灭亡。日本陆军赶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退回本国。
关于此战，《新唐书》记载：唐军“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通鉴纪事本末》记载：唐军“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日本书纪》也记载：“日本水师舍身突入唐阵，唐军从容左右迎击，纵火焚日船……须臾，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甚众，舮舳不得回旋。”
唐日白江口海战后，既彻底灭亡了百济，又打击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自此次日本失败，直至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日本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使刘仁轨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为数不多海军名将。刘仁轨班师回国后，唐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垂拱元年(685年)正月二十二，刘仁轨逝世。武则天停朝三日，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