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整部《雍正王朝》，前半部其实就是《老年康熙》，以20集为界，中间分成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的康熙，总是悠闲自得，虽然名义上国务繁忙，但康熙不是到热河狩猎，就是到江南巡视，即便留在北京，也是躲在畅春园享清福，逗逗孙子，练练书法和剑法。
可到了后半部门，雍正这个皇帝，就简直是在遭罪。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兄弟，儿子，大臣，士大夫，乃至盛京的老满州贵族，都和他过不去。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雍正不得不亲历亲为，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成了皇帝当中的劳动模范，最后被活活累死。
我们在同情雍正的同时，不由得想问：为什么同样是皇帝，这差距怎么这么大捏？究竟是康熙在偷懒，还是雍正太勤劳呢？
这就涉及到管理当中的分权问题。
康熙抓大放小，把皇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而把不威胁皇权以外的其他权力，都让渡给了责任内阁，皇子，亲信武将，士大夫。内有张廷玉佟国维这样的能臣，外有魏东亭狼瞫这样的武将，遇大事有胤禛和胤禩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皇子，还有个傀儡太子挡在前面。
分权最积极的效果有两个：一是让康熙的统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让能够从权力中获益的人，都自觉维护皇权，替皇帝排忧解难。二是集思广益，可以调动众人的智慧，康熙从中调和，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这样做，让康熙免于受日常琐碎事物的搅扰，能够退居幕后，思考一些大课题。大臣皇子们做对了，有康熙的领导之功，大臣皇子做错了，康熙也没有错，还要以救世主的样子出面，惩戒大臣皇子。
左右都对，有人站在前面唱黑脸，所以康熙总是唱红脸，总是好人，总是施恩者，高高在上，令所有人都感恩戴德。
反观雍正皇帝，兄弟25人，却只能信任一个老迈多病的老十三；曾经倚重的隆科多和年羹尧，先后因有不臣之举而被杀被废；连儿子弘时都和老八合伙算计他。这样的经历，让雍正猜忌心越来越重，能够信任的人越来越少。
加上改革本身，就是要触动清朝既得利益者利益，也就是士大夫，文人集团，乃至满人的利益（这都是清朝人才的主要来源），导致雍正能用的可靠之人，如凤毛麟角。
所以很多事，包括一些很琐碎的小事，也只能自己去做。他身边的李卫，田文镜，无不和他一样劳心费力，殚精竭虑，小小年纪就都累的早衰了。
精神可嘉，他们不同于崇祯，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有利于人民和社稷，所以他们的勤劳也获得了回报。今人给予雍正和他的统治班底以很高的正面评价，是符合史实的。
但副作用也不小。
清朝集权，起于康熙晚年，但真正开始正是在雍正年间，雍正的“勤劳”之举，使得天下大权尽归军机处，军机处听命于皇帝一人。
这样的机制，有利于雍正年间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使得清朝中叶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了大发展。可也是这样的机制，令后来万马齐喑，皇帝再也听不见听不到低下的不同意见，令大清王朝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乾隆即位后，父亲的各项改革措施大多不再推行，可雍正的集权制度却被完全继承下来，军机处成为常设机构，天下臣工都成了爱新觉罗家的奴才，听命皇帝驱使。
乾隆从小就追慕爷爷康熙的帝王风采，而对父亲雍正的务实不屑一顾。因此他即位后，处处都效法圣祖康熙，清闲治国，可唯独集权一项，他觉得还是父亲的方式好使。
这样的乾隆，既没有康熙晚年的权力共享，互相制衡，也没有雍正朝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满朝文武，乃至全国上下，都不敢在动脑子，只等着听乾隆一个人的指示。乾隆说什么，奴才们都会高喊“皇上圣明”，电视剧中刘墉纪晓岚天天提不同意见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皇帝的决定错了，全国都得跟着错；皇帝不做决定，全国很多事情就得停摆。
老康熙评价胤禩“处处学朕，处处学的不像”，以我看，这句话应该原封不动地赠给乾隆。
天下兴亡系于皇帝一人，皇帝强则国强，皇帝弱则国弱，皇帝明则国盛，皇帝昏则国败。
乾隆自以为聪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历史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持一生一世都不犯错误，有些错误是致命的，如果皇权没有任何制衡机制，犯错也得不到臣下的及时规劝，就会令国家社稷陷入泥沼，不能自拔。
长期不运动，人的身体机能会蜕化；长期不思考，人的大脑会蜕化。当思考成为特权的时候，乾隆的大脑成了大清朝的大脑，全体国民的大脑都被禁锢，文化不再繁荣，技术不再进步，法律不再规范（朕即法），眼界不再开阔。。。。。。
当全世界都日新月异，步入现代文明的时候，大清朝却像被三体人封印的地球，数百年如一日原地踏步，还自以为这就是天朝上国。
可笑乾隆晚年，还敢自诩“十全老人”，真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