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前的盛唐，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与几百名死囚，有过一场名垂青史的“生死约定”。
在“慎刑”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来就有“录囚”的制度，也就是要定期对在押犯人进行询问，核实罪状以平雪冤狱。
有唐一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皇帝亲录囚徒、尤其是死囚成为不废的常典。我们的故事，就从唐太宗的一次录囚开始。
贞观七年，唐太宗“亲录系囚”。其中是否发现有冤错的，史籍无载。
但此前两年，因痛悔“死者不能复生”，唐太宗先是下诏“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对于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在行刑前也要三次奏报，以便皇帝多做考虑；后又将“三复奏”改为“五复奏”。
如此“慎刑”，狱中囚犯恐怕并无隐情，多是“应死”。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唐太宗“以宽仁治天下”。哪怕看到死囚都是罪有应得之徒，但终究也是李唐治下之民，这位皇帝也不由得心生怜悯。
于是，他与系狱待死的囚徒们做了个“生死约定”：现在将你们从狱中放归家里，与亲人团聚，待明年秋天行刑的时候，你们自行前来赴死。约定既成，刑徒尽释之。
唐太宗的宽仁收到了应有的回应。9个月后，放归的390名死囚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都按期自行赶赴官署，无一人逾期不至。唐太宗感念囚犯的诚信，把他们全部赦免，“悉原之”。
纵囚尽返，自此成为仅属于盛世的佳话。
诗人白居易就曾做歌云“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
清代甚至有学者专门考证“纵囚不始于唐太宗”，足见此事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也无怪乎北宋时司马光感叹：“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这是青史留名的盛世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