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能让皇亲国戚提起来就浑身直哆嗦,也敢将唾沫星子喷溅到宋仁宗脸上的青天大老爷——包拯,竟然害怕了。

包大人会害怕,这还是头一遭。但这头一遭,却将包大人吓得不轻。而吓得包大人躲回家中不敢出门,且连宋仁宗委以的重任都不敢应承的人,却是个书生。

这书生,不是别人,正是写出了语文课本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一千古名句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名动天下的欧阳修,之前与包拯其实并无过节,但这次他却将生性严峻刚直的包大人吓到了弃官躲灾的份儿上,其中定是藏有大瓜可品的。

三司使引起的舆论风暴

包拯之所以会被欧阳修吓回家,事情的起因则是因为三司使一事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而这个风暴,会从三司使这一官职而起,有两个原因。其首要原因,就是因为三司使这个职位太过紧要。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三司使其实并非是宋朝独有的制度,它是延袭自五代时的旧制。而最早设立三司使的却是唐朝中期之时。不过在唐朝,三司使是对分管度支、户部和盐铁转运的三名长官的总称。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在长兴元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任命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张延朗统领三司。

所以,自张延朗之后,三司使就合并为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宋朝初期。而宋朝初期的三司使,在地位上则是仅次于参知政事的顶尖大拿。对于三司使的权力范围,《宋史•职官志》有如下说法:

掌邦国财用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焉。——摘自《宋史•职官志》

能掌邦国财用之大计,三司使手里攥着的可就是大宋朝的钱袋子。而能总户部之事,又说明三司使还能掌管大宋千千万万百姓的民生大计。而盐铁之事,又绝不仅仅是限于盐和铁这两种特定货物,它是对天下山川河海中的货物、关口市场、交通运输乃至兵器制造等等事务的总称。

所以权力范围广泛而重要的三司使,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官职。也正因为三司使的重要性,这一位置大多数都是由当朝宰相来兼任的。例如宋朝初期的名臣寇准,还有宋真宗与宋仁宗早期权势熏天的大奸臣丁谓等。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故而,这场令包拯胆寒的舆论风暴从三司使一职爆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宋仁宗下令,由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来当三司使,从而引起了极大的舆论争议。

为什么包拯出任三司使会引发争议,个中因由还得从包拯之前的两任三司使说起。在包拯之前的两任三司使,分别是张方平和宋祁。

张方平是宋朝有名的贤臣,他为人慷慨且有气节,不但在为政方面有着令人称道的功绩,例如《平戎十策》和罢榷盐之议。而且在用人识人方面,张方平也有着独到的眼光,例如苏洵、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就倍受张方平赏识,他不但推荐苏轼当官,还在苏轼下狱之际为苏轼上书请命,所以终苏轼一生都对张方平敬重有加。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但是在张方平担任三司使时,却因趁机购买富户财产而被包拯弹劾,从而失去了三司使的职位。张方平被罢免了三司使,宋仁宗便让大名鼎鼎的红杏尚书宋祁接任。

对于宋祁出任三司使一职,右司谏吴及却看不过眼,他向宋仁宗检举宋祁在四川任职之时纵容家人挪用公款上百万贯,并且直言宋祁本人在生活上奢侈过度。吴及的谏言,包拯极为赞同。他也附议吴及,说宋祁在四川时纵容手下整日游乐燕饮,并向宋仁宗建议撤销对宋祁的任命。

可怜宋祁的屁股还没坐上三司使的交椅,就被摘了三司使的乌纱帽。而对于空缺出来的三司使职位,宋仁宗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交给包拯来做比较合适,于是他便下令任命包拯为三司使。

而也就是宋仁宗这份关于三司使的任命书,掀起了舆论大风暴。尤其是时任翰林学士的大文豪欧阳修不干了,欧阳修看着包拯竟然毫无愧色地接受了三司使一职,便向宋仁宗上了一份名为《论包拯除三司使》的奏折。而也正是因为这份奏折,包拯被吓回了家中避难,并且连三司使这等大官都没心思去做。

蹊田夺牛,欧阳修反对包拯的原因

欧阳修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中,对于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有所指责,他觉得包拯出任三司使,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包拯所行之事与“蹊田夺牛”如出一辙。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所谓“蹊田夺牛”,这是出自于《左传•宣公十一年》中的典故。意思是说田主因为别人的牛踩了自己的地,就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当成惩罚。

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摘自《左传•宣公十一年》

《左传》中对于“蹊田夺牛”一事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牵着的牛踩了别人的田地,虽然有错,但是田主将牛夺为己有却是惩罚过重,更是借机牟利。

欧阳修借此典故来说包拯,就是说包拯将张方平和宋祁二人从三司使的位置扯下来后,自己却去当三司使,就跟田主夺牛一般,行事过分且动机值得怀疑。

拯遂代其位。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摘自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

细品欧阳修此话,其实不难发现,欧阳修对于张方平和宋祁被罢免一事,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毕竟在他看来,张方平和宋祁都是对大宋有着巨大功劳的,而因为一些小事(具体事端后文解析)就将二人从重要的位置上拉下马来是有失公允的。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欧阳修认为包拯在将张方平和宋祁参倒之后,千不该万不该自己亲自去坐那三司使的交椅。而对这一点欧阳修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中,是给出了明确说法的。

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间言,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摘自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欧阳修虽然对包拯接任三司使持反对意见,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包拯的为人与才干。他认为宋仁宗如果赏识包拯的才干,完全可以提拔包拯担任其他重要职位,但决不能让包拯做三司使。因为一旦包拯做了三司使,就难免会给人口实,认为包拯之所以要将张方平和宋祁搞下台,完全是因为自己想做三司使的缘故,这对于包拯本人和大宋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而欧阳修也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中,还更加深入的论述了包拯出任三司使会造成的恶劣后果。

言人之过似激讦,逐人之位似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尔,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朝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摘自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

包拯做为负责向皇帝谏言的御史中丞,其弹劾张方平与宋祁不适合担任三司使一职,属于他的分内之事。但是如果一旦包拯接任了三司使,那么不但会给人留下攻讦自己的口实,更严重的是会就此破坏言官的信誉,给人造成一种言官谏言是心怀鬼胎的错觉,从而导致广开言路的制度根基崩坏。

所以,这才是欧阳修给宋仁宗上书,极力反对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职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而除了这一原因外,欧阳修认为包拯不适合担任三司使一职,还有包拯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欧阳修认为包拯虽然为人刚正不阿,但是他的学问不足以担任三司使这一要职。

财政民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支撑,所以三司使一职对于主政官而言,必须要有一心为公的责任心,但是其统筹各方、高瞻远瞩的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而包拯的公心毋庸置疑,但欧阳修却认为包拯的学问太浅,在做事之时还不具备从全局去考虑问题的能力。所以他认为,包拯的才能不堪三司使之大用。

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着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摘自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

所以,从欧阳修自己给宋仁宗的上书中来看,欧阳修极力反对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职的原因有三个

  1. 为张方平和宋祁抱不平。

  2. 认为包拯的才能不能胜任三司使一职。

  3. 认为包拯出任三司使会败坏纲纪,对大宋的长治久安不利。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欧阳修虽然对包拯的学问有所不屑,但整体看来,欧阳修在《论包拯除三司使》的上书中还是出于公心且客观的。但是欧阳修做为当世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话自然是有很重的份量的,尤其是当他将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职的后果,上升到了事关北宋朝纲的高度以后,包拯自然不好再觍着脸来做三司使这个肥差了。于是,这篇《论包拯除三司使》的文章,便将原本打算出任三司使的包拯,吓回了家中,以图躲掉宋仁宗的任命。

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摘自《宋史•包拯传》

舆论漩涡中的包拯究竟有没有错

欧阳修关于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职的长文中,虽然是出于为国为民的公心而非个人之间的私怨,但其对于包拯的批判也有偏激之处。

张方平与宋祁虽然都是名垂千古的名臣,但他们也并非是没有丝毫过错的完人。况且包拯参奏他们二人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

张方平趁机购买富户财产一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详细记载。当初京城有个开酒场的富户叫刘保衡,此人欠了官府多大百万之多的巨款。于是三司使张方平就派三司之人向刘保衡催债。而刘保衡没办法,只能变卖自家的家产来偿还债务。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而在此过程中,身为三司使的张方平,却趁机将刘保衡的财产私下低价购买。刘保衡卖了家产,却被自家姑姑告到官府,说刘保衡根本就不是刘家子孙,他只是游手好闲的混混,故意败坏刘家财产而已。这事经过官府审理之后,确定了刘保衡的姑姑话是正确的。于是包拯以为张方平身为三司使,却依仗权势贱买富户财产,其做法毫无廉耻可言,故而他向宋仁宗上书弹劾张方平德不配位,不适合担当三司使这种大位。

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而至于红杏尚书宋祁,其在四川任职之时,放纵家人借贷公款以供家族奢侈的生活。宋祁做为北宋朝廷的高级官员,其纵容家人钻朝廷漏洞的做法影响是非常之坏的。况且宋祁不但自己如此,还经常对手下的燕饮游乐听之任之,而这会导致他们在公事上作为不足。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但是相比这些,包拯之所以反对宋祁担任三司使一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宋祁的兄长宋庠是当朝宰相。宋朝建立之初,之所以会频繁削弱宰相等实权职位的权利范围,就是为了防止某一人或有一家尾大不掉。而在宋庠已然是宰相之时,如果宋祁再出任三司使这一事关朝廷命脉的官职,那么宋氏兄弟难免不会产生非分之想。

而当包拯上书阻止宋仁宗委任宋祁出任三司使之后,宋庠也很快认识到了弟弟担任三司使的不妥之处,于是他也希望宋仁宗能够让弟弟外出做官远离朝政中心。

庠因自言身处机密,弟总大计,权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正是因为张方平和宋祁有过错,所以包拯的弹劾从他谏言官的本职来说并无任何过错。即使是要按照欧阳修所说的包拯出任三司使会败坏朝纲这个标准来说,那么张方平和宋祁过往所做的错事也自然会产生上行下效这等败坏朝纲的影响。

况且,让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职,是宋仁宗亲自下的命令。而且在欧阳修上书之后,吓得包拯躲在家中闭门不出时,宋仁宗依然没有放弃让包拯来当三司使的想法。最终包拯无奈,只能顶着可能会败坏朝纲的压力,硬着头皮当了三司使。而且在其任上,也并没有出现欧阳修之前所担心的差错出现。

包拯唯一怕的一次,是被欧阳修吓回了家!

所以,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一文,虽然言辞恳切也颇有道理,更将天不怕地不怕的包拯吓回了家中避难,但是对于包拯本人来说,他在三司使引起的这场舆论风暴中,其实并无过错。

结语:宋仁宗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且文化极为繁盛的一个时代。而宋朝在仁宗时代,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宋仁宗宽厚的执政风格分不开。所以欧阳修也好,包拯也罢,他们都能恪尽职守,说自己该说之话,行自己该行之事,而三司使之事从两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并无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同归的殊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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