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清世宗雍正帝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如果站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立场,雍正帝是一个“明君”。

如果站在清朝普通老百姓的立场,雍正帝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君王,他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因为作家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以及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影响,绝大多数民众都把清世宗雍正帝当做了一个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实事的皇帝。

然而这种看法是错的,二月河先生的小说和电视剧极大的美化了清世宗雍正帝;清世宗雍正帝所作所为也许有利于清朝朝廷,有利于爱新觉罗家族,但是是清朝普通老百姓是相当不友好的,他的所作所为极大加重了清朝老百姓的负担。

清世宗雍正帝“耗羡归公”政策,就是加重清朝普通民众负担典型。

所谓“耗羡”,就是清朝官员半公开的灰色收入,以“损耗”为名,在征收正式田税、人头税和实物税的基础上加征一些钱粮作为官员的灰色收入。

耗羡归公并不是什么新政策,早在康熙六十年,陕西巡抚就上书康熙帝,提出征收陕西全省的“耗羡”来弥补陕西藩库(国库)的亏空。

结果陕西巡抚这个提案被康熙帝严词反驳了,康熙帝甚至说提出“耗羡归公”主意的陕西巡抚“当斩之”。

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奈何地方官稍征一二分,朕如何办?尔为人之亏欠而密奏,故朕拟批索取,照依之。此断非可行之事……尔等二巡抚昏愦受骗,布政使胆大,理应斩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康熙帝还多次对大小臣工解释他为什么要反对“耗羡归公”:

此事大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

康熙帝反对的如此坚决,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火耗本来就是明清官员“灰色收入”,朝廷天天反对地方官征收“火耗”,地方官还要征收;一旦“火耗”合法化,那么地方官还不想尽各种名目增加“火耗”征收数目。

第二,火耗本来是地方衙门办公经费和地方官员收入太低,不得不对老百姓征收一笔钱作为办公经费和津贴;这本来是“灰色地带”,一旦“耗羡归公”,地方官肯定会肆无忌惮征收,那么“加税”这口黑锅岂不是康熙帝来背?

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清圣祖康熙帝

那么,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政策时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没有。

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政策时,身边的亲信大臣,户部侍郎沈近思就明确反对,他反对理由和康熙帝一样,认为一旦“耗羡归公”,地方衙门肯定会想出新的名目来征收新的“火耗”。

而雍正帝听了沈近思的反对意见后,竟然表示自己为“沈近思所难”,这其实就是雍正帝默认了沈近思所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

众以上意所向,不敢争,公独争之。力言:“今日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世宗曰:“汝学道人,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养妻子,若废之,则人伦绝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为沈近思所难。”是日众皆为公危,然上虽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郎潜纪闻》,清·陈康祺

根据《清世宗实录》等史料记载,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之后,四川就以“余平”的名目,宣布每百两白银的货币税或者等价实物税加征6两白银“余平银”;山西也在官方规定的丁银加征一钱二分火耗银的基础上,多征收五分乃至八分白银的额外火耗。广东省的屯田羡余也是所谓的“额外火耗”。

甚至雍正二年,开始实施“耗羡归公”之后,甚至没有专门的规范来指导归公的耗羡银究竟该如何使用。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才出台相关规范来明确制止“耗羡之余,再添耗羡”的现象。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雍正帝很清楚耗羡归公就会出现“耗羡之余,再添耗羡”的现象,但是为了解决清朝朝廷的财政危机,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至于会不会增加民众负担,只要朝廷不明确下旨增加税收,那么“盘剥”的罪名就扣不到皇帝头上。

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故宫博物院馆藏《雍正行乐图》

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雍正帝的反贪并不以“杀戮”为目的,而是以“追缴亏空”为目的。

但是明清两朝,朝廷留给地方衙门办公经费本来就少,所以地方衙门即使官员再清廉,也很难不拉下亏空,但是雍正帝不管这些客观理由,就是要求地方衙门一定要弥补亏空。

这就造成雍正朝一个特别讽刺的现象:这一任官员奉旨清查自己前任亏空,往往能清朝出许多,越是级别高的衙门,亏空越厉害;而不管这一任官员如何清廉,如何能干,他去职的时候,也必定会会造成“亏空”。

以雍正、乾隆两朝著名清官,野史笔记里乾隆帝“生父” 陈世倌为例,他在雍正二年担任山东巡抚,奏报自己前任巡抚亏空12.3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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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乾隆帝“生父”陈世倌

结果等雍正五年,山东布政使张保向雍正帝奏报山东历任巡抚的亏空时,仅仅担任了两年山东巡抚的陈世倌(雍正二年——雍正四年)竟然也给山东巡抚衙门造成了12.7万两白银的新亏空。

而这些非个人贪腐造成的亏空怎么办呢?地方官又不会点石成金,而亏空的钱也没有进自己腰包,可一定要“追缴亏空”怎么办?

以摊派谷价补还亏空。——《清世宗实录》

雍正帝久经历练,当然是知道这种情况的,但是正如康熙帝所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

只要不让雍正帝明发上谕,那么他当然对各级官员依靠增加民众税赋的方法来弥补亏空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才会一直到朝廷财政彻底好转的雍正十三年才开始出台“耗羡归公”具体章程。

雍正帝另一项重要举措:鼓励垦荒,同样是加重了老百姓负担。

有人会说了,鼓励垦荒为什么会加重老百姓负担?

鼓励垦荒政策本身不会加重老百姓负担,但是“谁上报垦荒田亩数多,谁升官;谁上报垦荒田亩数少,谁受罚”、“垦荒田亩数只能越来越多,不能越来越少”这两项不是政策的政策出现,就会增加老百姓负担。

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雍正帝

以《雍正王朝》里河南总督田文镜为例,他之所以讨雍正帝喜欢,其中一条就是在河南垦荒成绩显著。

但是正如雍正朝末期的户部尚书史贻直奏折所说那样,地少人多的河南,那儿来那么多荒地?

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淳朴,勤于力穑,自来无寸土不耕……安得如许荒田之多?——《清世宗实录》

田文镜上报的垦荒田亩数,许多其实都是谎报;虽然垦荒田三年免税,可过了三年就是要缴税的。田文镜在河南总督任上差不多比真实垦荒田亩数多十倍的数字,那么,三年免税期到了以后,就要按照上报数字收税,田文镜明明是谎报,怎么办呢?只能把多出来这么多税费平摊到河南老百姓头上。

这不就等于变相增加了河南全省老百姓的负担吗?

户部尚书史贻直都知道的道理,在康熙朝长期管理户部事务的雍正帝会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还是那句话,只要增加了朝廷收入,他就开心。

至于谎报,那是官员的事情,板子也是打在官员身上。

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雍正王朝》里的田文镜

在雍正帝看来,我鼓励垦荒有错吗?我奖励垦荒有错吗?我处罚垦荒不利的有错吗?都没错!

错的是那些为了得到皇帝表扬,为了升官谎报垦荒田亩数的官员。

我雍正皇帝依然是那个为国为民的白莲花皇帝。

至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在雍正朝就没有全国推行,只是雍正朝后期在北直隶部分州县实行过,时间也不超过两年,雍正帝驾崩后也就立刻叫停了。

事实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至于被视作雍正帝一大创举的“摊丁入亩”,说到底其实也是加强了清朝对老百姓的盘剥。

《广西社会科学》期刊2007年第2期,曾经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研究》,作者是北师大历史系戴辉博士。

戴博士通过光绪朝编纂的《大清会典》里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时的“丁银”定额和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亩”时各省丁银实际数量作为对比,发现大部分省份实施“摊丁入亩”后,丁银都出现增额。

以山西省为例,雍正二年实施“摊丁入亩”时计算的丁银总数比康熙五十年宣布“永不加赋”时的丁银总额增加了一万多两。

以福建省为例,虽然康熙五十年宣布“永不加赋”,但是在实行“摊丁入亩”时,福建人丁减少5927认的同时,要摊入田税得丁银总数竟然还增加了接近20000两。

雍正帝:为弥补朝廷亏空不惜把损失转嫁给民众

《雍正王朝》里的雍正帝

简单说,康熙五十年宣布“永不加赋”到雍正二年,各省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时出现了大范围赋税增加的情况。

这很难说是雍正帝授意的,但是毫无疑问,“摊丁入亩”政策实施使得地方官员纷纷增报丁银确是事实。这等于变相加税。

而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戴博士发现陕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则出现了大规模逃亡,出现了人丁和丁银的双重减少,其中陕西省人丁减少达到10万人规模。

雍正六年,川陕总督上奏:湖广、广东、广西、江西等省的省民携带家眷入川逃荒;雍正帝朱批表示雍正五年两湖、两广并没有欠收,也没有天灾,为什么逃亡四川者如此之众?

两湖两广在雍正时期都属于人多地少省份,而四川在当时属于人少地多的省份。

两湖两广民众为何在没有天灾和歉收情况下大规模逃亡四川,戴博士认为除了“摊丁入亩”以后导致重赋,使得民众难以承受只能逃亡外,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另外,根据王瑞平教授《“摊丁入亩”是清代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吗?》一文,“摊丁入亩”政策并没有所谓打击到所谓士绅阶级利益,因为在“摊丁入亩”同时,清政府对地主向佃农转嫁地丁负担的行为采取了公开的支持甚至怂恿。

江苏省甚至明令“佃户输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

这种公开支持地主加租的行为,实在难以说得上“摊丁入亩”抑制了清代土地兼并。

综上所述,清世宗雍正帝肯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皇帝,不能说他不“英明”,但是他绝对不是如他所说“爱民如子“;“爱民如子”只是雍正帝的自我标榜,雍正帝所进行的诸多改革,其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弥补朝廷的亏空,哪怕这样做会增加民众负担,雍正帝也在所不惜。

清世宗雍正帝其实是一个对普通老百姓很冷酷,很残忍的“有为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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